一位民间收养者的忧惧
户外活动时间一到，孩子们便高兴地跑出小巷。实习生郑俊彬南都记者陈志刚摄学会做饭也是课程之一。实习生郑俊彬南都记者陈志刚摄顺德教师钟建强收养了8个孤儿，其中包括玉树地震中的5个孤儿。但他却讳言“收养”，称这是“助养”，他担心自己不能被政府认可。看到兰考袁厉害事件后，他悄悄到窗口单位咨询**程序，但他不敢说他已收养了8个孩子，无法鼓起勇气申请“转正”，“万一他们真是要取缔我这个地方，我不是自投罗网了吗？”所有生活家务由孩子自己完成清晨6点，天还没亮，伦教鸡洲鸡永路一座小桥前的空地上，钟建强带着17个孩子打太极。17个孩子中，8个是他收养的孤儿，9个是他招收的国学班学生。太极作为体育课是孩子们的必修课。钟建强是顺德一所学校的老师。2011年，因一面之缘，钟建强收养了怀集3个孤儿兄妹。玉树地震后，他又接收了来自玉树孤儿院5名已经十五六岁的孤儿。去年3月19日，玉树孤儿院院长亲自送孩子们来到顺德，在考察了钟建强家的环境后，院长才放心地将孩子留在这里。钟建强租了一栋三层小楼安置这些孤儿，还雇了一位老师给孩子们上国学。后来当地也有家长陆续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国学，目前招收的学生有9名。他们一起吃住，一起学习。每天早上，17个孩子有各自的任务，做饭、扫客厅、整理内务……一切妥当后，8点30分，准时上课。一楼是准备早点的孩子们，蒸馒头、煮粥，这些由生活阿姨和孩子们共同完成。来自玉树的卓玛和尕拉两姐妹在厨房帮忙，2011年来到顺德后，这两个15岁的女孩已经学会了汉语，因为年纪稍长，在这个家庭中作为女孩子们的照看者。在这里，不管是8岁还是18岁，所有的生活家务都由自己完成，雇请的两名生活阿姨只是进行一定的帮助。让每个学生各自独立完成生活家务，也是钟建强教育这些孩子的理念，“我要教会他们这些基本的生存能力，而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理、生活能力，比如洗衣、做饭。”尽管孩子们已到来近一年，但钟建强没能办理收养手续。他称自己的这种方式并非收养，“我这个只是助养，因为孩子们也都还有亲戚，他们才是这些孩子们的监护人，我只是负责这些孩子的饮食起居和教育。”钟建强一直担心自己这种方式能否被政府认可，“这种民间资助手续如何合法化？如何**？”他期待自己和孩子们有一个正式身份牌照。带孩子开荒种菜“很多时候你拿钱去资助一些孤儿，只是给了他们物质帮助，但是他们缺失了最关键的做人的教育，等于说你这件事做了8分工，却差了最关键的2分，有些孩子由此反而学坏了，你说你到底是做了件好事还是坏事？”对自己这种方式，钟建强有自己的理解，“我就是希望不仅能把他们抚养成人，同时也希望他们自理生活，成为有用的人。”钟建强的国学班解决了孤儿的教育问题，也解决了8个孤儿的开支。国学班面向社会招生，一个学生一学期收费4000元，招来的学生和孤儿们一起吃住。“这栋楼每个月房租2000元，孩子们一个月吃饭五六千元，加上水电费等开支，每个月开销近万元。”钟建强说，他按养生之道给孩子们调配饮食，晨起锻炼，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孩子生病住院，这让他节省了一大笔开支。除此之外，钟建强还带着学生下地种菜。来自均安的小军被委任“菜园子经理”，“因为从小他奶奶就带他下地种菜，所以他会这些，我们就发挥他的专长，给每个学生一分责任感。”钟建强说，“我们早上准时6点出门锻炼，晚上9点半准时休息睡觉，我们自己开荒地种菜，这样既培养了他们动手能力，我们也有新鲜蔬菜吃，甚至刚来的时候有些体质弱的孩子现在身体都好很多了。”一怕孩子不成器二怕政府不让办在钟建强的眼里，这些衣食住行的经济负担并非他最担心的问题，“我最怕两样事，一个是怕他们将来不成器，第二是怕政府不让我这个地方办下去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兰考袁厉害事件发生后，钟建强一直压在心底的忧虑再次浮上心头，接着民政部发布了排查私人收养的文件，还没等民政部门来查，钟建强就主动找门去。“我先去了一些窗口单位咨询相关的**要求和程序”，钟建强说，“但我还没敢跟他们说我这里已经有了8个孤儿，万一他们真是要取缔我这个地方，我不是自投罗网了吗？”然而，这种担忧一直在持续，钟建强又回到刚接收这些孩子时的状态，不停地找律师咨询，看相关收养法律政策，关注相关报道，甚至找熟人打探，能否给孩子和自己一个正式身份，“我现在也还不敢去那些正式办理单位，目前只是去探探路。”“其实我心里也很纠结，一方面是不想大肆宣扬这个事情，但同时也希望让别人知道，如果真的有需要我这里还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栖身之所，尤其是看到贵州5个孩子被冻死的事情，我确实很震撼。”钟建强说，“我原本想，如果以后真有缘分，我这个家里容纳的可能不止8个孩子，但现在前提是政府让你办这个事。”统筹：南都记者黄怡采写：南都记者陈潇观点孤儿抚养缺位根子还在错位的政绩观有关孤儿救助的新闻近期接连而至，展现出我国孤儿抚养的现实图景：一些孤儿没有得到较好的抚养，合法的福利机构数量不足，既有的福利院未有效发挥功能，或挪作他用或运转困难。同时，一些民间孤儿院长期没有合法的名分，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救助。不论是民间抚养孤儿长期没有规范的法律法规，还是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尽到责任，相关问题都值得反思。分析其根源，政府部门重视不足、孤儿抚养的制度性建设长期缺位、地方财力有限是主因。而翻开一些地方政府网页，招商成绩一定是大书特书的政绩，有的还详列了各种优惠措施，如大面积土地划拨，高比例土地出让金返还，甚至对出现招工难的企业进行政府包干……积极招商与消极抚孤，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政理念和执政重心上的不平衡。一些地方忽视、淡化了社会管理及救助职能。为了招商，年前列计划，年终搞奖惩，再困难的地方都能创造条件提出几项优惠措施，一些官员再忙也要安排时间跑项目、跑资金。而涉及抚养孤儿的事，就是“往后放一放”了，再困难的地方也不差几个抚孤的经费吧？显示政绩的事有人问、有人管；不太显示政绩的事则少人问津、不下功夫。在如何把握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社保“兜底”的关系上，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政绩观的问题。民生无小事。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子系统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因此，从孤儿抚养中暴露出的问题，需要深入反思。工人日报救助孤儿别成了应激性反应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折射出中国草根慈善之困。不少人开始意识到，弃婴的救助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散落在民间的孤儿也要纳入监管范围。但多年积弊不是几场运动式排查就能解决，盲目的“一刀切”也会让民间公益人士寒心。把孤儿从民房、寺庙送到福利院，不应是一场运动，而应关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心理慰藉能否得到满足。弃婴救助需要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与互补。不管怎样，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这些无辜的生命。否则，今天被政府匆忙接走的“宝贝”不知哪一天又会变成“包袱”。如今，夹在政府与收养人之间的他们，似乎已经成为某种符号，代表着形象、任务、利益甚至资源，可别忘了，这些在角落里无声无息长大的孩子，依然那么脆弱、残缺、无助。(来源：南都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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