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雅安 NGO何时不再“各自为战”？
宁波公益网讯：5·12汶川地震5周年纪念日，在4·20芦山地震震后救援与重建中悄然度过。借着这个“时间差”，我们观察并反思地震的救援，较之5·12汶川地震，NGO有了长足进步。具体表现在行动更具组织性、相互间的配合与协调增多，救援工作更有效率。
但问题依然存在，缺乏质的改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研究员褚蓥认为，这次地震救援仍有混乱的态势。比如，很多组织对自身能力没有评估就去了，结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另外，就是组织之间的合作还是有点慢。
“组织还是个体化发展，缺少合作的基础，没有合作的习惯，也没有合作的网络。”褚蓥说。
在某种程度上，地震的救援及灾后重建，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问题。震后，各种社会资源涌入灾区，如果资源配置到位，会将灾害危害降至最低，也将促使灾后重建方案达到最优化。
从5·12汶川地震至今，业界关注的问题是:该怎样才能做到统一发布信息并施以有效率的救援？NGO何时才能不“各自为战”？谁来统筹公益资源并为灾区提供最有效率的援助？
思考这些问题，将对NGO发展及灾害救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各自为战的“联合平台”
震后，NGO汇聚四川芦山。
“芦山县的一条街上挂满了各式各样NGO的牌子，琳琅满目。”从灾区现场回来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乔栋告诉记者。
乔栋介绍，以省为单位的NGO联合工作平台有很多个，此外，当地还有多个较大型公益组织设立的工作站，比如华夏公益工作站、壹基金工作站、仁爱基金会的工作站等。工作站就是公益平台，其中有多家NGO参与，相互间讨论行动策略，资源互补，并统一开展行动。
一份4月22日灾区NGO行动分享的材料显示，部分NGO之间有明显的分工，并且信息共享。比如，根与芽和创绿中心关注的是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这两家NGO在震后72小时内不进入灾区；伊甸基金会打算在前期收集信息后，在灾区开展辅具捐赠，帮助残疾人；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将开展灾后心理援助。
这些NGO共享信息，透露了各家机构的灾后援助视角及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重复援助，也有利于各家机构开展合作。
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启智对媒体表示，他观察到，在灾难发生后，许多NGO的经验不足，一味地冲往“主战场”，对自己的力量和责任不是特别清楚。
徐启智认为，民间力量的整合有利于地震救援和灾后重建。为此，他尝试统筹民间救援力量，震后8小时，成都公益组织组成420联合救援队，借助微信、微博平台，利用之前聚集的公益资源，帮助统筹民间救援力量。
这一举动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认可和支持，在震后第二天，基金会就将支持资金由2万元上调至20万元，用于联合救援队各项开支。
“但这还不够。工作站、各省的联合救援队，实际上都是小平台。小平台之间仍是‘各自为战’，乱象依然存在。”乔栋告诉记者。
地震救援期间，乔栋在芦山县城帮助其他组织协调过来的一车牛奶装运货车并发往灾区。
“第二天我问司机，牛奶是否运到灾区。司机说，运是运过去了，但另一家基金会也发了一车牛奶过去。”乔栋告诉记者，“重复捐赠并非有意，它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联合平台’之间没有联合。”
壹基金救援联盟的三亚救援队负责人告诉媒体记者，他们有时候会与其他队伍进入同一个救援地点，等他们离开时，还会遇到其他队伍进入，各方缺少基本沟通。
如何统筹与协调公益资源？
“大家都愿意为这件事付出。但是呢，每个人的路径不一样，资源也不一致。是不是大家都应该坐下来，看看资源如何整合起来，把资源利用最大化？”徐启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建议公益界的领袖应该联合NGO推动民间公益资源的统筹。
乔栋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我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大型基金会，为此进行大量的投入。在灾前，要联合NGO，建立预案、联合机制和救灾网络。”
5·12地震之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曾在四川绵阳设立了一个NGO的联席会议机制，其中还包括政府机构的官员。在绵阳参与重建的NGO们，统一在联席会议的安排下讨论工作部署和协作。
这一模式在2011年的云南盈江地震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壹基金等大机构的倡议下，参与救援及重建的NGO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统一资源分配和协调行动。
“即使在信息发布上，也做到了较高的效率。当时，所有的NGO统一使用一个微博账号，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发布信息。”乔栋说。
但他也坦承，盈江地震的救援规模与筹资规模无法与5·12汶川地震及4·20芦山地震相比。
他认为，灾难发生后考虑NGO的联合与统筹并不现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作做在前面，有一家大型基金会投入巨量资金和资源进行NGO的统筹。
“灾难发生后，在基金会的统筹下，有现成的预案可以依循，信息可以集中发布，同时，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如何协调行动。”乔栋说，“比如，第一批由ABC三家NGO进入，第二批由DEF三家进入，第三批再由其他NGO进入。这样做效果会更好。”
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NGO在灾难发生后一股脑地冲向最前方，既有救灾的热情，又有抢占资源(如筹款来源)方面的打算。
“NGO竞争激烈。你让它们分步骤进入，就必须保证有充足的资金。而提供资金的来源，就是牵头的大型基金会。”乔栋说。
据了解，此前业界有所尝试。比如，某知名救灾联盟曾给予某区域内每家NGO每年8万元的资金用于救灾网络建设，但这笔钱并不算多，NGO无法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其中。
“灾害发生后，NGO抢夺资源的现象非常不好，联合的步伐应加快。”前述NGO负责人表示。
为何不是政府统筹资源？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在谈及NGO与政府合作时表示，如果民间组织孤身作战，组织与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的话，难免会导致救灾过程中大量资源的浪费。“因此，与政府合作是必然的，毕竟，在抗震救灾的第一阶段，政府在信息、设备等资源方面更有优势。”
乔栋认为，NGO与政府合作当然可取，但统筹NGO资源的应该是NGO本身，而非政府。此次芦山地震，当地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来对接NGO资源，但NGO散乱现象仍然存在。
“首先，地震发生后，政府考虑的是救人和灾后重建等重大规划方面的工作。过往的经验表明，政府官员经常忙不过来，往往对接NGO的政府官员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依赖他们来组织NGO协调工作非常困难。”乔栋告诉记者。
其次，他认为，地方政府的思维模式往往习惯于将NGO的资源纳入其救灾体系，缺乏跟NGO一起坐下来讨论问题的习惯。盈江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曾委托共青团组织与NGO对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
第三，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多规划。政府在跟NGO对接的时候，往往提很多硬件建设的要求，比如建房，但NGO最擅长的并非硬件建设，而是针对困难群体或特殊群体开展的个性化救助、心理援助等软件建设。
乔栋推崇的NGO联合大平台，是在大型基金会的统筹下设立。在与政府对接方面，他建议，政府的减防灾部门，平时在有会议和做决策的时候，可以考虑让大平台的人参与进来，代表NGO发声，形成良好的互动。
（来源：天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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