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而不捐”的究竟有多少？
沸沸扬扬的余秋雨“捐款门”事件余波未平，一则“6月份全国承诺捐赠30亿元仅三成到账”的消息又吸引了公众的视线。此外，红基会“小天使基金”善款被志愿者私自截留等负面消息接连曝光——使得在2008年中国空前的慈善高潮之后，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疑问丛生：为什么捐赠款物的实际到账金额远低于承诺数额，“诺而不捐”的款项究竟有多少，慈善机构为什么不公开详细的收支情况…… 来源：千龙网“诺捐30亿到账仅三成”
是数据被误读
近日，有媒体引用一份来自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以下简称中民信息中心）的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6月全国承诺捐赠款物共计29.59亿元，捐赠款物实际到账金额近9.15亿元，占承诺捐赠额的30.9%。这条题为《民政部：6月份全国承诺捐赠30亿元仅三成到账》的新闻被各大门户网站相继转载，引发争议。
“我们的数据被误读了。”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6月份有一个特殊情况，在这近30亿承诺捐赠中，有一笔是李嘉诚承诺捐赠给汕头大学的，一共20亿，这是个‘大头’”。而这笔至少20亿港元的捐赠并非一次性捐款。
6月22日李嘉诚在与广东省副省长万庆良会面时表示，李嘉诚基金会将继续加大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在未来8年将至少再捐20亿港元建设汕头大学。也就是说，这笔捐赠将在今后8年里按计划逐步到账。
“这样一来，在6月份的统计数据上就出现了到账金额是9.15亿，而承诺捐赠是29.59亿的巨大差距。”刘佑平说。
一个相关的佐证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基会工作人员表示，基金会的捐赠到账情况“非常好，几乎是百分之百，除非捐赠方财务上出现了问题。大家在我们一些慈善活动上看到的现场举牌认捐，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双方提前进行过沟通、签署了意向函或者捐赠协议的。”
捐款多数有条件
并非一次到账
事实上，红基会等慈善机构所得到的捐助也并非都是一次性到账，每一笔钱用什么样的方式捐出、在多长时间内到账、具体怎样使用都需要根据双方的协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些捐赠协议还会附加一些条件，受赠者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才能获得捐款。”刘佑平举出了当年丁磊和段永良给浙江大学的捐赠案例，“这笔数千万美元的捐款当时提出了明确的配比捐赠要求，要求浙江大学同时再向别的捐赠者募集到同样的捐赠数额，他们的捐赠才能到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能够促使大学积极地去募集善款。但在统计数据上，这些情况就反映不出来了。”
另外，被误读的慈善数据远不止中民信息中心的一份月报。“现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引用很多陈旧的甚至是错误的数据，比如说‘99%的国内企业没有捐赠记录’、‘中国公益组织80%的善款来自海外’等，很多都是2004年、2005年国内慈善事业刚刚起步时的数据。”刘佑平说。
国内捐赠
也有“潜规则”
不过，尽管实际数据并不像外界炒作的那样悲观，但刘佑平也表示的确有个别“诺而不捐”或“诺而少捐”的现象存在。最极端的例子是“本色神话”的主角东阳女富豪吴英，在两个月内将自己捐出的630万元善款全部追回。
企业和慈善机构之间讨价还价、慈善机构默许企业出于宣传需要夸大捐赠数额的“潜规则”曾多次被媒体曝光。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一些企业注册的基金会，“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一种运作……不少基金会刚成立时，会邀请很多媒体来宣传，成立以后就成了空架子。”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刘佑平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慈善组织不成熟，迫于资金压力不得不向捐赠方妥协。“我们国内的慈善机构很少会去关心捐赠资金的来源，但是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慈善机构接受捐赠也是要‘挑钱’的，并不是说只要你捐给我钱我就收。”刘佑平说，当年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深陷丑闻时，曾经向一家慈善机构提出巨额捐款意向，但遭到了拒绝。“后来证明他是无罪的，但这个例子说明国外慈善机构对善款的来源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国内的慈善机构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运作方式
“零成本”是神话
被人们误读的除了数据之外，还有慈善机构的运作方式。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之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机构从善款中“提成”管理费的规定遭到了公众的“炮轰”。于是，几家大基金会相继宣布将采取“零成本”运作。
“怎么可能是‘零成本’呢？就算一家基金会全都是志愿者在工作，也得给志愿者们买瓶水喝吧。”刘佑平说，慈善机构的日常运转、捐赠物资的处理和运输、办公耗材……都是需要花钱的，“零成本”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普通民众不会想到这么多，他们觉得我捐出来的钱就是直接给受助人的，不会去考虑募捐活动本身的成本。”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认为，这种想法是未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障碍。“公众不认为做慈善需要专业人士。大家认为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都应该牺牲。慈善组织就应该不吃不喝。做慈善的怎么还要工资？工资待遇还要比较高？这怎么行？就是觉得不需要专业人员、不需要成本。”王振耀说。
误读与信息封闭间的
恶性循环
这种想法给公开慈善信息带来了困难。在和一些慈善机构沟通，刘佑平问他们为什么不积极公开信息时，对方的答复是：你们的信息系统好是好，但把每分钱都解释清楚了，可能会出现负面的效果。因为，按照你们的信息公开要求，我们必须公开所有行政运营成本，而今天大多捐赠者还不熟悉、不懂得慈善事业是要有成本的，在条件未成熟时搞信息透明，太超前了，只会引起捐赠者的不信任，反而有损我们组织的公信力。于是，许多慈善机构并不向公众公开详细的收支账目，仅提供年度的审计报告供查询。
刘佑平告诉记者，一些大基金会的“零成本”实际上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作为成本开销，而不直接从善款里面提钱用做成本。他认为这种做法恐怕很难推而广之。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在今年4月份做客人民网与网友就慈善话题进行互动时说：“零成本的提法，实际上是把公众的期待又提高了，对整个慈善生态环境的维护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必须得告诉公众，当你捐钱的时候，有一部分钱得用于募捐成本，一部分钱用于公益事业的运作成本，这才是最最负责任的说法，也有利于慈善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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