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朝：签约率不是“公益广交会”的考核指标
■ 本报记者 宋 扬地点：NPI北京办公室
时间：7月31日
《公益时报》：“公益广交会”的创意由何而来？
吕朝：去年四川汶川地震后，NPI随即在成都成立办公室参与救灾。6月份后，我们就发现大量的资源涌入灾区，但这些资源没有被有效的分配，特别是那些当地的草根NGO，他们反而没能成为主流。
而当时在NPI召开的固定公益沙龙中，联想、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众多企业表示他们想做项目，但无从寻找合适的项目。
这样我就想到了40多年前开办的“广交会”，它同样是为解决产品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方式就是让供需双方见面、交流。
因为我以前是做媒体的，知道媒体需要一个“兴奋点”，所以就取了“公益广交会”的名字，事实证明，这个名字让普通的公众了解了展会是怎么回事，也的确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
《公益时报》：“公益广交会”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资金从何而来？
吕朝：此次展会的部分主要有NPI来完成。我们运作方式很简单，主要包括四块。邀请NGO参会，邀请企业、非公募基金会参会，邀请公募基金会参会以及宣传工作。
其中公募基金会本来是作为资助方即购买者参会的，但是他们反映自己的一些项目也需要资助，于是他们既是公益项目提供者，也时公益项目购买者。
南都基金会资助我们50万元，福特基金会资助3万美元，根据协议，剩余部分由NPI自筹，但就目前看来，70多万元的资金足够支付相关的费用。
《公益时报》：毫无疑问，企业捐助慈善项目更愿意选择知名度高、运作规范的大型基金会，相比较而言，草根NGO有哪些优势，能吸引企业捐赠合作呢？
吕朝：企业负责公益事业的部门一般是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市场部或者是公共传播，这些部门深深明白，进入市场营销的东西必须是差异化的。
企业早已经厌倦那些重复的公益项目了，企业需要创新的公益项目，而这恰恰是草根NGO的强项。
很多时候，企业捐助慈善机构有众多考虑，比如政府公关需求、比如传播需求、比如免税的考虑，但是这些都在改变。
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等自己可以做公关，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等政策的实施，捐赠免税等方面都在改变，所以说，现在是NGO的好机会，他们的弱势再减弱，只要他们坚持创新，就能得到企业的支持。
《公益时报》：基金会资助草根NGO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规模，一个说法是，基金会表示愿意资助，但大多数草根NGO能力不强、运作不透明，这直接影响了资助，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吕朝：我觉得不完全是不信任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公募基金会还是提供一站式服务，接受赠款、自己做项目，这些基金会转型资助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看来，这些基金会转型的动力不足。
草根NGO的能力建设和公信力的确有待加强，但这不只是草根NGO的问题，大型的基金会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机构将在512行动论坛上宣布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分别接受草根NGO的申请，这就是大型基金会的一个转变，我期待更多的基金会能够资助草根。
《公益时报》：目前工作进展如何？
吕朝：目前，报名参展的公益组织有260个，项目达几百个，但是因为场地、经费限制只能提供140个展位。
在NPI自有的企业资源库中，我们向300多家企业发出了一对一的邀请函，目前明确回函参会的企业和非公募基金会约80多家，但展会开始前最后一周也有可能出现众多企业报名的情形。也有很多企业可能不回函，但还是会来参会。
《公益时报》：对于此次“公益广交会”你有何期望，预计参展项目有几成会被企业购买。
吕朝：对于参会的“卖方”，我们有要求，要求他们售卖的“产品”合格，而对于参会的企业和基金会这样的“买方”，我们没有要求。
NGO与企业、基金会的合作不是一次、两次能谈妥了，需要一个长期的接触，一家企业可能今年参会时没有购买公益产品，但是明年，或是后年，他们要做的时候，就可能去寻找在展示会上接触过的NGO。
公益项目不同于普通的产品，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价格。公益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多变数，价格也不同。企业和公益组织合作做公益项目就没有不砍价的。
从上面的原因考虑，签约率不是考核此次展会成功的指标。
《公益时报》：“公益广交会”会坚持做下去么？因为有基金会的支持，展会不收费也可运作下去，会一直这样运作么？
吕朝：不知道其它几家主办机构的想法，但NPI会坚持长期做下去。
至于运作方式，起码前几年我们还会继续寻求资助，希望经过几年的过渡期，能像广交会一样售卖展位、门票，从而实现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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