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辉煌六十年的卓越成就
2009年08月10日来源：中国网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三十年：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也就是从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人民为了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三十年。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终于在中国**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至今也六十年了！ 这六十又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从外交上看，前三十年是反对大国威胁、巩固独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十年，后三十年则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周边环境，促进发展的三十年。
前三十年中国外交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有明显的联系、又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前三十年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独立、巩固政权、维护领土主权与安全，在这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
第一， 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和外交上的自主，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平等与尊严。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的是旧中国屈辱的外交遗产。西方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一次次战争，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特权。在国际上面临的是不能平等带我的民国家。新中国已成立就确立“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外交目标，以及“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于西方在中国的种种特权，新政府根据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按国籍、行业逐步彻底清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所攫取和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割断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实现了彻底的独立，在中国外交史上揭开了独立自主的崭新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针对西方与中国的敌视和不承认政策，新中国政府确立了“另起炉灶”的原则，实施了“谈判建交”的政策，坚持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挫败了西方大国对中国敌视和不承认，到1979年对外开放之际，中国已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111个国家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实现了中华民族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完全平等。
第二， 维护了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东西对峙的复杂国际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推行政治上的不承认、军事上的“遏制”，以及经济上的封锁。为了维护新政权稳定，保障安全，新中国政府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了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和对中国的威胁，在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印度支那，以及台湾海峡与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了较量，击退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
台湾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战后期国民党残余逃亡至刚刚归还中国的宝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对朝鲜干涉的同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派兵侵占中国台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中国政府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坚决反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美国表示“承认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美国则明确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粉碎了多年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种种图谋，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由战略分歧演变为理论争论，最后发展到国家关系的严重恶化。苏联凭借其大国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的地位，企图染指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面对这些压力，毛泽东明确指出，“若谈主权问题，半个指头都不成”，坚决拒绝了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坚决反对苏联把中国纳入到苏联的全球战略中，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与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状况，形成总体稳定的周边环境。
中国的周边大部分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受害者，也是列强侵略和蚕食中国的跳板和基地，在中国和这些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后，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少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与印度谈判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印度的支持后被写入中印之间的协议。从此，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准则。
中国幅员辽阔，边界漫长达4万多公里。一部分边界从未划定；部分虽然划定，但却存在分歧。邻国众多，与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重要历史遗留边界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以“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为目的，以“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原则，依据历史、照顾现状，“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的”的基本政策。1960年与缅甸平等解决了边界问题，随后又先后与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大部分边界成为有好边界。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曾经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时期内，日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二战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华推行敌视政策。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不能发展正常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先发展中日民间关系，以民促官的政策，推动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第四，形成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良好的传统友谊。
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与中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处境和愿望。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支持还在争取独立的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其中的不少提供支持和援助。在他们赢得独立后，新中国很快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互访。
中国积极参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政策，化解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误解，开启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新历程。在国际上，中国与他们互相支持，休戚与共，支持他们巩固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问马里期间提出了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八项原则。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积极支持中国诸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争议斗争。在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中的76票赞同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因此毛泽东说，“是非洲黑人兄弟将中国抬进联合国的”。
第五、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形成了牢固可靠的外交队伍和外交机制。
在外交队伍的建设上，新中国不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为了保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落实，根据“另起炉灶”的原则，新中国领导人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和需要出发，建立一支由建国以前就从事外交和外事工作的原中央外事组的干部、军队领导骨干、以及从文科大挑选毕业生组成的新型的外交队伍。造就了一支政治可靠、忠于职守、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团结协作的外交队伍，新中国新独立自主外交开始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外交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也使中国外交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前三十年的外交斗争，中国外交已经有了牢固和坚实的基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外交在此基础上承前启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第一、进一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进程开始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已经下降，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美国的冷战政策拉开距离，并在苏联霸权扩张受挫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缓和了中苏关系，大大减轻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80年代末最终实现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
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带来了巨大冲击。1989年的北京**后，中国一方面坚决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另一方面坚定地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在国际上不扛大旗、不当头，最终打破了西方制裁，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促进了国内政治稳定。
在打击各类敌对势力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处理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非法移民和难民、走私贩毒、跨境犯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加强了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成功应对了来自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第二、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改革开放事业，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为适应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加强了经济外交，在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将政治上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维护和扩展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市场以及资金和技术来源；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使日益扩大的经济关系成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和基础。
在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特别是在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7年的谈判过程中，坚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按照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目前中国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达成了5个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更多类似的协议，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
3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获得了明显的提高，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多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的24万亿元以上，占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原来的微不足道，到2007年的6%以上。中国的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万多亿美元，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由不足1%上升到约8%。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
第三、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30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项国际公约，参与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上万人次，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主持国际公道，仗义执言，成为负责任的大国。30年来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的贡献，大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在多边外交中，我主张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以及东亚峰会、东盟“十加三”、中日韩首脑会晤等机制，积极推进周边利益共同体。通过成功申奥、申办上海世博会、成立博鳌亚洲论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推动和主持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逐步扭转了过去被动参加多边外交的模式，成为多边外交机制的主动参与者、倡导者，乃至主导者。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处理地区冲突问题上，中国坚持和平谈判、外交磋商，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的原则下，派出维和部队进入热点地区，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主动斡旋；主张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尽己所能提供援助；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积极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履行自己的承诺，国际形象得到很大的改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时代》周刊、美国皮尤调查中心近年来多次在全球进行的关于国家形象的调查中，中国正面形象始终处于世界的前五位。
第四、广交友、不树敌，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政策，改善同世界各国关系，形成了全方位的良好对外关系格局。
30年来，中国外交战线日益扩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增加到目前的171个。在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关系过程中，中国秉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国家关系的原则，求同存异，坚持对话，不搞对抗，妥善处理分歧和争端，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关系，形成了外交关系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对美关系在经历过1995年李登辉访美事件、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军机在海南岛附近相撞等严峻考验之后，不断克服困难，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高层会晤频繁，经贸交往不断增加，对话沟通渠道不断扩大，迄今双方已建立6大类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还创造性地建立了副总理级的战略经济对话和常务副外长级的战略对话机制。
妥善应对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局面，使中苏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中俄高层互访频繁，签署了包括《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和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确立了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框架，划定了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双方在各个领域都展开了全面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欧洲共同体演化为欧洲联盟以及欧盟扩大的进程中，中欧关系一直平稳发展。2003确定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政治对话和经贸、科技、能源、防扩散、环保等各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在全球、跨地区和双边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以中日关系相关文件精神为基础，警惕和克服危害双边关系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保持了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和2006年10月以来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也不断得到巩固。
冷战期间来自周边地区的威胁，在30年里得到逐步消除或降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得到改善。随着柬埔寨内战结束和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中越关系在90年代初完全实现了正常化；与周边所有国家都建立或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在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下，与14个邻邦中的13个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使2万2千多公里的陆地边界中的90%得到划定。
进入新世纪，中国执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参与或促成一些多边机制，化解周边热点，对尚存的难题则根据“搁置争议”的原则达成临时协议，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
进一步强调把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除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还根据“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探讨新的合作方式，提高了合作效益。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与广大亚非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同拉美、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中俄印、中俄印巴（西）“金砖四国”等合作机制日益充实、完善。
第五、为维持台海地区稳定、遏制“台独”势力，为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和稳定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在一切国际组织和国际交往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挫败了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分裂国家的图谋，将在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数量压缩到只剩下20多个小国，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同时，根据台湾岛内的社会变化和两岸交流的扩展，涉台外交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使和平统一的方针获得更多的国际认知；驻外使团更加关心和维护台湾同胞在海外的权益，使和平统一的方针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深入人心。
中国政府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与英国和葡萄牙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立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路线图。冷战结束后，对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精神的做法，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顺利于1997年和1999年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解决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和澳门回归以来，外交工作积极维护港澳地区在国际上的利益，维护香港同胞和澳门同胞在国外的权益，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澳门事务，为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第六、积极推进外交决策机制的科学化与创新，形成了危机管理机制、领事保护机制、咨询沟通机制，造就了一支忠诚、成熟、团结、高素质的外交队伍。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不断探索外交机制的创新。涉外部门调整和取消了一些机构和部门。在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时，有关涉外部门遵照中央统一部署，加强协调，利用各种外交渠道进行交涉，努力及时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准确信息，逐步完善了危机管理机制，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决策水平。
拓宽了人才招录的渠道，加强了人员培训，通过与其他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交流、选拔优秀干部到中央党校和外交部党校进修、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研修、到国内著名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等方式，提高了外交队伍的素质，改善了外交人员的来源、学历和知识结构，形成了高水平，素质好，政治可靠、业务精干，忠于祖国，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外交队伍。
中国领事保护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领事保护预警机制和处理突发领事保护案件的应急机制，落实以人为本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国公民的海外利益。为了充分调动和利用各方面资源，不同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建立了向学者专家和智库咨询的经常性机制，利用各种信息传递工具，加强与国内广大公众的沟通，使外交决策机制更加科学、合理、通畅。
中国外交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风风雨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后盾，任重道远，大有可为。（张清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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