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槐树花
来到文登已经四年多了，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峰山。胶东的春天要比江南来得晚些，五月的峰山，樱花、桃花、李花都已相继开过，在漫山葱翠中白花花的槐树花显得格外醒目。在峰山西北的山坡上，有一片十几亩的槐树林，在槐花盛开的季节，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像是被蒙上了一层白雪，在蓝天的映衬下，蔚为大观。在我的潜意识中，槐树花总是与我外婆联系在一起。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岁月，正是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淮北老家不断有亲戚来，我第一次听到老家有饿死人的情况。那时城里的食品供应也很紧张，除了能接待老家亲戚在城里住一段日子，或是接济一点钱外，父母也帮不上什么忙。后来我的大伯母带着我的堂姐干脆把户口也迁来了，这样可以多供应一份口粮。我们家的人口从七口（外婆、父母、我们兄妹四个）增加到九口，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二百多元，过日子还是紧巴巴的。当时父母在城郊的半山钢铁厂工作，忙得甚至连星期天也难得回家。外婆就成了整个家庭的主心骨，伯母也成了外婆最得力的帮手。在外婆的组织下，我们硬是在宝石山下刨出几小块“自留地”来。别人家的地里种的是各样的蔬菜，而我们家的地里种的却是小麦和各种谷类、豆类，甚至还有蕉藕、芝麻和棉花。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干活，薅草、挑水、浇粪，什么都干，干完了地里的活再回来做功课，做完功课才吃饭。为了补充食物，除了自己种的庄稼，还有各种野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槐树花。在机关宿舍大院外有几棵硕大的槐树，南方人不知道槐树花是可以吃的，所以无人光顾。外婆教我们在竹竿上绑上钩子去摘槐树花，拿回家用水焯一下，拌上面粉蒸熟，再用盐和葱花下油锅炒一下，特香。还有槐豆荚，剥出槐豆腌成咸菜，豆粒外包裹着一层透明的胶状物，晶莹滑润似果冻一般，浇上几滴麻油，味道绝佳。这两道用槐树食材制作的食品经常引来邻居家的孩子，成了宿舍大院里津津乐道的美食。那几年我们家就是靠这几小块地里的收成和槐树花一类的野菜而没有挨饿。后来食品状况有了改善，就再也没吃过槐树花，而槐树花的味道却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我看见或想到槐树花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外婆。
外婆生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不知什么原因却取了个男性的名字。年轻时一定是家境不好，否则不会在十七岁时嫁给了我的外公作二房（因为外公的正房不会生育）。外婆生了我母亲后没几年，外公就去世了，幼年的母亲成了两位寡妇共同养育的独生女。不久，大外婆也去世了，留下了几亩地产。孤寡人家自然无力种地，只有靠乡邻乡亲来帮工。外婆虽然没有读过书，却深明大义，处事干练，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时期，毅然将刚满十四岁的母亲送入当时苏北地区的革命摇篮——“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学习，这是一所由刘少奇、陈毅、彭雪枫、刘瑞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创办的抗日军政学校，所以母亲从少年时起就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外婆的家一直作为革命同志的联络点和掩护所，默默地为革命做奉献。
解放后外婆随父母住进了城市，生活有了依靠。但却在土改时因家里有几亩地被乡亲耕种而被划了富农成分。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一顶富农的帽子却让一心向往革命、拥护**的外婆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
1966年6月，父亲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帮”分子而被批斗，我们家也被抄家，外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造反派的蹂躏和侮辱，居民区的造反派勒令外婆必须限期离开我们已经居住了八年之久的家。在8月最后一天的晚上，由三妹陪着外婆从卖鱼桥码头乘船离开杭州，从此开始了一年之久的颠簸“逃难”生涯。外婆和三妹先是回到江苏宿迁老家。呆不住，又迁至泗洪。再从泗洪转到父亲的老家安徽泗县，在我的四婶家住了一段日子。外婆有哮喘病，为了买药方便，1967年春天又搬到刘圩镇上一位宋姓人家后院闲置的一间草房里住了几个月。直到这一年秋天，在母亲的安排下，才将外婆和三妹转送到在马鞍山彩石中学当教师的堂哥处安置下来。在长江边上的彩石中学，外婆总算暂时度过了一段安稳日子。
数年后形势有了变化，当年的造反派已经分化，注意力早已转向相互之间的派性争斗去了。外婆又回到杭州，但已疾病缠身，风烛残年。1978年3月12日凌晨，外婆在杭州家中病逝，终年74岁。那一天，杭州的天空飘落着雪花，像是在为外婆送行。
时光飞逝，转眼间外婆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我在文登又见到了槐树和槐树花。槐树的品格正是外婆的品格。她坚韧不拔，敢于面对一切磨难；她朴实无华，总是在默默地作出奉献。槐树不会栽在富贵人家的庭院里，却在山野村头随处可见。槐树花洁白而素雅，散发着幽幽清香，虽然比不上杏花、桃花那样浓艳，却可以供人食用，是穷人的救命花。现在又到了槐树花盛开的季节，看见槐树花，就仿佛看见了外婆，那一串串花穗挂在树梢摆动着，像是在对我微笑。漫山开放的槐树花，像早春的雪，像深秋的霜，那是外婆头上萧疏的白发，是外婆布满皱纹的面庞。此时似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涌上心头，使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来源：中国散文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