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正加速去行政化
公众的慈爱之心需要呵护、任何暗箱操作，任何疑点困惑，都有可能让慈善之花枯萎。公益慈善事业如果离开公开透明这一前提，就不可能成为像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的那种“玻璃做的口袋”,也就无法获得公众信任，如此，慈善事业也注定失去了源头活水，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民间性，应该由民间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据法律法规设立和运作，让公益组织真正的回归社会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必由之路。日前，在北京市民政局机关“开放日”上，市社团办副主任李辉称，去年北京新登记社会组织348个，其中基金会管理层已无公务员身影；其他的新增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也从干部管理权限上严控公务人员在其中兼职，全面淡化政府身影。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起社会多方赞许，因为这是推动现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建设的又一实质性的步伐。据了解，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主管单位，北京市民政部门目前采取“增量严控，存量渐退”的原则，推动政府公务人员退出社会组织，对于既往成立的“官办”社会组织，将通过其自身换届选举，让原来兼任会长、秘书长等职务的局长、处长们，让出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岗位，还社会组织民间本色。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指出，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民间性，应该由民间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据法律法规设立和运作。不论是有官方背景的组织还是完全独立运作的公益慈善组织，都应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接受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捐赠人的监督。回归社会从1981年建立首个公益团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算起，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至今不过30年，而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正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价值重塑、发展模式转型以及专业化慈善组织的新功能调适等诸多新问题。有专家指出，慈善业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事业，在中国长期处于“官办”状态。所谓官办慈善，是指慈善组织的办事方式、组织方式行政化、官僚化。长期以来，我们传统思维定式之一就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免不了会有一定的矛盾，为了保证组织的可靠，就要使其与政府同构，按照政府组织的设置办法建设民间组织。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直接建设慈善组织，甚至将慈善组织的办公室直接设立在政府机关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慈善机构骨子里是地地道道的行政组织，借助行政力量、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由于政府代办代管的背景，很多官办慈善组织，难以避免地把种种“官场习气”带入慈善行业，效率低下、管理松散、不透明甚至不规矩，都让官办慈善饱受诟病。基于中国国情的慈善机构，此前媒体曝出的地方红十字会天价用餐、大量购买高级越野车之类的新闻，如果地方主管部门不介入，慈善机构系统内并不能处理相关负责人。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组织，却又有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商业化必然会产生利益的争夺，这种在政府与民间之间模糊不清的角色定位及由此导致的治理结构不清晰，是目前主流慈善公益组织存在的通病。这样的慈善公益组织既没有动力向普通公众募集资金，也没有激励有效使用资金，往往造成其在权力和商业之间投机。《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0年社会捐赠仅占同年GDP的0.2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左右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巴西（0.5%）、印度（0.3%）等发展中大国。不难看出，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慈善机构缺乏专业化运作和规范化管理，这必然挫伤公众的积极性。公众的慈爱之心需要呵护，任何暗箱操作，任何疑点困惑，都有可能让慈善之花枯萎。公益慈善事业如果离开公开透明这一前提，就不可能成为像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的那种“玻璃做的口袋”,也就无法获得公众信任，如此，慈善事业也注定失去了源头活水。让公益组织真正的回归社会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来看，政府已经将慈善事业的调节利益分配的功能作为首要功能，确定了政府慈善主管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的指导、服务、协调和监管的关系。换句话说，政府已经开始行动调整自身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一枝独大的局面，事实上正在被打破，随着中国公益慈善“市场”开放越来越充分，优胜劣汰会成为规律，问题在于慈善组织又如何重新调整自身组织的发展，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呢？民间慈善还需修好内功公信力无疑是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命力，公众信任危机，不是哪一类组织的危机，而是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因为公益慈善事业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影响日益增加，中国社会公众权力意识的觉醒速度大于公益慈善组织的改革速度；或者说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在组织治理、信息透明、服务高效方面，与广大人民群体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无论是官方背景的还是民间的，有了透明和高效，公益慈善组织就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捐赠资源。像由民间力量发起的“免费午餐”,就是有力的证明。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本身就是奶源，基本上不存在没奶喝的问题。李立国指出，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关键有以下几个：一是进一步打造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推广现代慈善理念；二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机制，增强慈善事业发展合力；三是进一步加大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培育规范，提升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四是进一步加快完善慈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慈善事业发展环境；五是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中国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有完整的慈善理念体系和行事格式，所有这些可以成为进一步发展慈善事业的文化基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从观念到实践上的现代化过程。因此，民众“慈善观”的转变和积极参与是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要让民众了解慈善捐赠就是贡献社会，参与慈善既是民众的社会责任和权力，也是一种社会投资。富人反哺社会，是在助人过程中成长从而与社会互动和双赢的良性行为。目前，慈善理念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不利于提升全民的慈善理念，不利于激发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慈善事业发展较快地区的实践证明，只有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的慈善宣传活动，才能充分激发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参与慈善事业”、“我慈善我光荣”的浓厚慈善氛围，才能深入建设慈善文化，提升全民慈善理念。从制度上来讲，推动公益慈善组织走向公开，接受监督，是大势所趋，在这方面，需要政府、公益慈善行业、公益慈善组织自身、社会大众特别是媒体的共同努力。据美驻华大使馆最新报告公布，2010年美国人慈善捐款2909亿美元，平均每人捐款706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的慈善捐赠总额与人均捐赠额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从志愿服务的提供来看，中国的志愿服务更是发展不足，年人均服务小时大大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这也说明，慈善组织回到社会，具有很大的动员空间。据北京市民政局慈善处处长、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程立岩介绍，目前北京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的百余家会员单位中，70%已“去行政化”,无政府背景，无公务人员兼任领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性社会组织。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制定并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厘清政府和慈善公益组织之间的职能界定，明确政府职责，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行为。同时，北京市还计划改变当前“运动式”的慈善公益活动模式，转向基础工作网络建设。通过整合各区县捐助站点等现有载体资源，培育基层工作站点，构建覆盖全市的慈善组织网络。通州即将在全区各乡镇、街道设立的“慈善工作站”便是其中一种探索形式。“根植民间的公众互助意愿是慈善生生不息的动力。”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从政府部门的改革意愿看，中国慈善业有望重整旗鼓，在未来几年取得跨越式发展。新闻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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