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平民慈善：不在多，贵在坚持
“每个个体对慈善的态度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当更多的人投身到一个社区的微小慈善事业中时，这个进程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精神力量也将改变整个社会的行为风尚。”——“股神”巴菲特 乐施会香港部总监萧美娟。乐施会(Oxfam)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它由13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乐施会独立并跨越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的界限，与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贫穷人群合作，一起面对和解决贫穷和困难，完善社会制度，让贫穷人有均等的资源和发展机会，是消灭贫穷根源的重要方法。“助人自助”是乐施会开展工作的宗旨，“以权利为本”是乐施会的工作手法。乐施会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尊重与关怀，享有食物、居所、就业机会、教育及医疗卫生等基本权利，在持续发展中建设一个公平的世界。基于这一信念，乐施会用全面及有效的方法在国内开展9个主题工作，包括：农村生计，农民工权益，基础教育，农村卫生，艾滋病防治，救灾/防灾及环境，民间团体发展，两性平等，世界公民教育。于1996年首次举办的“乐施米义卖大行动”是乐施会一年一度的大型筹款活动，筹得款项会拨入“乐施会中国发展基金”。以前，筹款活动主要在香港举行，今年乐施会于澳门成立办事处，又恰逢乐施会在内地扶贫工作25周年，所以将活动推展至澳门。“乐施会中国发展基金2012”的主题是“粟米不长米，贫穷真的天意难违？” 孩子们在街头义卖乐施米在香港，民间公益组织有街头公募的权利。5月12日到27日中的3个周末，香港乐施会“乐施米”义卖筹款活动在香港及澳门陆续开展，这一持续了16年的公众募捐活动，是为“乐施会中国发展基金”筹款的项目之一。在香港，像乐施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有几百个，街头公募的景象经常可见。乐施会一年的收入约为2亿多港币，其中90%的捐赠，都来自于香港普通民众的小额捐赠，这种慈善筹款的渠道跟内地有很大的不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表示，内地NGO组织和香港NGO组织在发展阶段和民众认知、文化背景、规范程度上各不相同，香港的NGO组织的募款来源多来自民众，而内地则大部分(70～90%)是依靠企业。这种平民慈善氛围的形成，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跟政府、NGO组织有关，更与香港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很多孩子刚刚学会蹒跚而行，便由父母带着参加义工活动。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逐渐养成为社区服务、乐于助人的行为习惯。而学校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公平方面的教育也很重视，不仅组织参加培训，还对学生参加义工活动给予鼓励和考核。“我有能力帮助到别人，我自己也会感到快乐。”一名16岁，却有13年义工经历的少年如是说。慈善观念从娃娃抓起一走出新界东部大围地铁站，6、7名身着绿色乐施会义工背心的孩童迎面而来。“拜托，请买袋乐施米啊……”稚嫩的童音穿过雨后湿热的空气，仿佛微风轻轻拂过面颊，在闷热的下午带给人丝丝清凉。刚刚停息的一场雨将他们的头发打湿了，捐款箱背在身上显得有点大，而绿色“工作服”穿在他们身上倒更像是长裙。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2008年3月份出生，他们的妈妈通过网络结成“0803妈妈会”，妈妈们除了在网上交流“宝宝经”，还会带宝宝们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比如做义工(志愿者)。今年是“妈妈会”第三次参加“乐施米”街头义卖。在乐施会种类众多的公募项目中，“乐施米”的运作流程最为简单。每年都有米商免费赞助12吨大米，物流公司帮忙将米分配到各个摊点，同时电视台、地铁公司会提供相关的慈善优惠帮助乐施会发布广告，乐施会则招募上千名义工来帮忙卖米。黎太太是“0803妈妈会”召集人，有一个4岁大儿子和一个14个月大的小女儿。黎太太自己是一名“乐施之友”(每月捐赠者),儿子黎乐谦则是“小小乐施之友”。4岁的黎乐谦正和别的小朋友一起卖力地向路过的行人推销着手中的乐施米，“请买袋乐施米啊……”面对孩子们清纯、可爱的面容，很多行人纷纷驻足，有人甚至一次性购买了五六袋乐施米。“现在孩子4岁了，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平时我们会拿一些图片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解，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跟他们一样生活在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黎太太认为，“虽然小孩子对3岁前的记忆不会很深刻，但是看到自己小时候在妈妈的带领下做义工或是帮助其他人的照片，他们会知道，原来自己从小就做这样的事。当他们每年重复去做、去帮助别人，慢慢就会养成习惯，在今后的生活中这些习惯会成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也会主动去关心和帮助别人。”社会服务是考试分数的一部分俗话说“3岁看小，7岁看老”，7岁前是孩子性格培养的关键期，香港人对孩子的教育从小就很重视，除了像“妈妈会”这样身体力行的家庭教育，香港各中小学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也有要求。屯门区博仁会会长黄香珍告诉记者，“每个香港高中学生学习中必须要有社会服务，学生每学期要有做义工的时数，由他们所服务的机构证实完成，这将作为考试分数的一部分。没有顶替和作假，因为那样做是一种耻辱。”学校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接受NGO的培训。乐施会的“互动教育中心”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培训活动。5月19日中午，一场场景模拟教育在位于乐施会办公地的“互动教育中心”举行。200平米的“互动中心”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演示着富足的城市人家和城乡务工人员子女不同的生活。一边是脏乱的工棚景象，拥挤而狭小的“房间”里放着双层床，凌乱地摆放着陈旧的被褥；而另一边则是温馨、亮堂的卧室，里边摆满了书籍、玩具、现代化的电子设备，包括iPhone、iPad等新型电子产品。参加培训的孩子们轮流体验打工者子女“小英”的生活，以及城市少男“Nick”的生活。突然，警铃声大作，浓烟将闪烁的火警灯光拉得忽明忽暗，“小英”们迅速抓起家中存放重要物品的盒子冲到工棚门边，试图用力打开紧扣的房门冲出“火海”……在灯光音效营造的虚拟场景中，一些孩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负责互动项目的乐施会工作人员梁素素告诉记者，每当这样的模拟“故事”结束，很多孩子会感到恐惧，而恐惧之后则是对贫困和贫富差距更直观的理解，“通过‘小英’和'Nick'的故事，让孩子们探讨贫穷与我们的关系，他们会更直观地了解贫困人群的生活，并激发出爱心，一些孩子因此成为了我们的‘小小乐施之友’。”平民慈善公信力是关键“乐施之友”的每月捐款是乐施会筹款的重要来源之一。据乐施会2011年3月31日公布上年财报显示，香港民众捐款占乐施会总捐赠的88.8%，“乐施之友”等每月捐款者的捐款则占到其中的64.5%。在支出中，用于发展、人道救援、倡议、发展教育等方面的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89.6%，而管理及行政支出仅占2.2%。>1984年，乐施会的捐款者仅172名，而截至2011年3月底，这一数字变成了111703人；在香港，有3000多人加入乐施会义工的行列。在乐施会捐款者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35至54岁之间，约八成人的学历为中学或以上。在义工中，在15—39岁之间的人占了近76%，近50%的学历水平为专上或大学程度。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在表示，除了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不相同外，内地NGO组织和香港NGO组织在发展阶段和民众认知、文化背景、规范程度上也不相同，总的来看，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具体到募款方式上，也是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所以二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与香港的NGO组织的募款来源多来自民众，而内地则大部分(70~90%)是依靠企业。乐施会香港部总监萧美娟介绍，“乐施会一贯倡导‘平民慈善’，捐款多少关乎个人能力，而常态的小额捐款给他们以稳固支撑。不在多，贵在久。”普遍认为，企业捐款的能力是个人的很多倍，企业应该是主要的募捐对象。但萧美娟却表示，“企业捐款多是一次性的，而个人捐款具有持续性。像我们的乐施之友，他们每个月都会捐款，有人已经捐了十几二十年，这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捐款方式。所以，相比一次性的行为，我们更注重长远的可持续性。”当然，乐施会也非没有企业合作者，只不过挑选伙伴的条件比较严谨，“我们首先要考察它是做什么的，它的产品生产过程本身是不是会导致贫困和影响环境，如果它的产品涉及劳动用工不合理，或是它的原料和生产过程会造成环境污染，这样的企业我们不会考虑合作。”萧美娟表示，平民捐款，公信力是很关键的，一旦出现丑闻对机构是有很大的杀伤力，这方面的自律、自我监督、透明度等，都是提高公信力所必须的。“乐施之友”每月定期捐款，乐施会的服务队会通过通讯、信件、MSN、聚会、发布年报等方式与“乐施之友”保持日常联络，提供查询、更改资料等服务。此外，每一个财年，乐施会的年报也要在网站公布，一旦有为紧急救援所进行的临时募捐，他们也会通过媒体和网站向募捐者作出汇报，让那些临时捐款者了解自己的捐款到底是怎么用的。公信力，特别对于平民慈善来说是最关键的生命力，它既可以是支持平民慈善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是双刃剑。受去年“郭美美事件”的影响，内地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受到质疑，而王名教授则认为，公信力本身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香港中文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公信力方面的调查显示，其实内地NGO的公信力还是很高的，反而但是香港的NGO相对于政府和企业来看，不见得是最高的。从成立时间来看，一般都说内地的NGO开始于1995年以后，而香港的NGO却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虽然内地的NGO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公开透明度不高，制度不够健全，NGO以及自身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等等，但在这么短时间内内地NGO目前所具有的公信力其实已经值得肯定了。做了十年的“乐施之友”的邹洁玲表示，现在香港的公益组织都竭力以“经营善款”、公正透明的方式来取得募捐者信任。从事银行工作的邹洁玲，利用工作之便，帮乐施会宣传扶贫理念，动员更多的人加入，而她14岁的女儿也受其影响成为一名“乐施之友”。“助人自助”才能可持续发展萧美娟说，香港很多人通过乐施会项目募捐的电视广告了解乐施会和乐施会的项目。“我们的广告不仅倡议民众募捐，同时还告知公众他们捐赠的钱用到了哪里，怎么用的。乐施会不仅帮助贫困地区的人们改善生活，还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实现‘助人自助’的目标。”“助人自助”是乐施会扶贫事业的理念之一，38岁的Ricky也是因为体会和认同这一理念而成为了乐施之友，及乐施会义务摄影师。Ricky是一名警察，如果不是他自己介绍，根本看不出态度谦和，打着耳钉的Ricky竟然是一名公务员，他每年40天的休假大部分用于做义工。香港乐施会每年针对“乐施之友”组织一些项目考察团，让大家到捐款项目援助地实地考察和了解项目进展情况。2年前Ricky参加了越南项目的考察团，通过亲身感受和体会了什么是“助人自助”，“当时我们去了七天，乐施会的工作人员不仅帮当地建设引水设施，设立小额贷款，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一些提高技能的培训。而接受培训的人在社区中又会为别人提供帮助和培训，从而使整个项目能够持续的推进下去。”Ricky认为，“这种助人自助的帮扶，比起一次性给予资金的帮助要好很多，具有长远的发展能力。”香港乐施会尽管名字叫香港乐施会，其实定位并不仅仅是在香港，而是在香港筹款，在全世界进行紧急救援和扶贫工作，在内地是重点的工作，每年用于内地的项目支出有约一亿港币。每年乐施米义卖的主题会有所不同，今年的捐助的主题是改善土地石漠化。在贵州部分的地区，土地石漠化严重，农民所种玉米颗粒稀少，甚至不长玉米粒。萧美娟说，乐施会不会把募款直接给贫穷的农民花，而是利用这些钱打井、水引，并给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改善种子和土壤的营养成分，以及改善生态的耕作方式，滋养土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从而改善农民生活。从1992年开始，乐施会开始在云南选择社区，开展扶贫工作。云南是乐施会内地扶贫项目开展最早的地区。负责西南地区例如云南及贵州省的农村生计发展项目的冯明玲，是在2001年10月加入乐施会的。据她介绍，乐施会在云南的主要合作伙伴为云南省扶贫办、省减灾中心、省青基会、省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乐施会正在云南执行的项目有72个，主要项目点在剑川、鹤庆、南涧、弥渡、禄劝、保山隆阳、昌宁，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乐施会的扶贫项目。冯明玲说，在项目选定之初，工作人员会和当地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到实地考察，反复沟通，寻找最能有效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切入点。在禄劝，乐施会的项目组除了帮助当地农民改善生产技能和设施，还利用捐款设立小额信贷金，引进优良羊种，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比如一头种羊的成本约600元，到出售时，可收入1000元，盈利部分就可用来还钱和改善生活。在剑川，乐施会引进了核桃烘烤技术和设备，帮助农民改变靠日晒来风干核桃的方式，加快了核桃风干的速度，也提高了干核桃的质量。“只给东西吃是不够的，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去经营社区。”社区是公益事业的“活跃分子”在香港，像乐施会这样的这方面的民间组织有几百个，这个数目还在增加。政府给民间组织提供了非常简便，但又是很有效的管理框架。一个民间组织只需到政府部门登记，条件符合便能成立，所有运作由民间组织自己完成、自我监督，除此之外，政府不再进行双重管理。屯门区区议员陈文华介绍说，“在一间公司登记证明你的董事会在这个机构里面没有利益关系，不受薪，就可以申请一个免税的慈善机构。”而个人的慈善捐款可以获得捐款部分的税收减免。民间公益组织有街头公募的权利，但不是随便在街头支个摊就行，他们需要为每个募捐点向社会福利署、地政署申请街募牌照，像乐施米这样涉及食品的公募活动，还要获得食品卫生环境署批复的食物售卖许可。街头公募还需要遵守安全、透明等“许可条件”，并严格按照许可的时间、地点公募。萧美娟说，募捐后还须在一家中文媒体和一家英文媒体通报此次的公募情况和账目。申请街头公募的公益组织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约两周左右便会得到批准。政府在牌照审批时，会考虑到某个街头在安全、人流上是否适合公募，也要看在同一时间、地点是否有其他公益组织有募捐安排，如果条件不符合，申请也不能通过。此外，牌照和许可证具有时效性，公募当天，巡警路过摊档会检查他们的牌照，无照或过期牌照都会被立即取消公募。今年乐施会在香港申请设置了330多个米档，有的在闹市区街头，有的在社区里面。除了义工，各公益组织会有一些固定的协办团体，社区是重要一环。对社区了如指掌的区议员成为沟通桥梁和有力的推动者。屯门区有50多万居民，陈文华议员是由建生区2万多居民公选出来的，除关注建生区的事务，他会参加整个屯门区，甚至全港的事务，用他的话讲就是：“凡是跟香港民生有关的事情，我都关注，都有话语权。”2005年，陈文华开始在自己所在社区内开设乐施米义卖米档，每年义卖的成绩都很好。社区里面有很多由居民自发组成的小社团，他们也会协助陈文华推广一些公益活动。议员和社团领袖的号召力对社区公益事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全香港18个区的区议员都是“乐施米”义卖的积极分子，“越健康、越有活力的社区，群众的参与度越高”。（来源：云南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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