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发展迅猛 如何保障质量引关注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从1个街道发展到20个街道，再到全市推广到135个街道，广州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大方向非常好，但如此迅猛却始料不及。”中山大学社工硕士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贺立平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从1个街道发展到20个街道，再到全市推广到135个街道，广州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大方向非常好，但如此迅猛却始料不及。”中山大学社工硕士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贺立平教授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贺立平看来，如果社会组织发展得太快，可能会出现社工不专业，政府花钱购买的社会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的情况，既浪费纳税人的钱，更会影响政府公信力。
有专业人士指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刚起步，而广州在短时间内全面推开，社会组织审批门槛降低之后难免出现社会组织鱼龙混杂、一哄而上抢“政府订单”.在跃进式发展的同时，如何消除隐忧？如何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鱼龙混杂
“一个街道购买社会服务动不动就是200万元，在很多人眼中这可是个诱人的大蛋糕，登记制度的松绑，让不少社会组织也纷纷转型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这一块。”广州大学社会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教授说。
据了解，去年广州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共服务购买洽谈会，但仅有34家社工服务机构出席，而今年的数量则激增到813家。
门槛降低了，大量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然而鱼龙混杂的现象也引发了不少业内人士的担忧。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工告诉记者，现在提供服务的NGO来历很多，有高校社工利用自身师资组建的，有民间自发成立的，还有由一些基金会、企业成立的。
网友huananbill是一名助理社工师，他担心社工可能变成新的“劳务工”.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所在社工机构的总干事，就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老板。这几年随着用工荒显现，人力资源公司不好做了，开始寻求“转型”,甚至一些家政公司也申请注册成为NGO,但是他们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仍然在从事介绍保姆和钟点工业务。
“社会服务是非常专业的，社会组织如果把自己的业务做成大杂烩，怎么能做好服务？”谢建社认为。“现在社会组织成分混杂，水平参差不齐，不排除有人是冲着几百万项目费来的。”谢建社表示，社工机构可以有盈余，但必须用于下一个服务项目。
“今年6月前，广州市政府购买服务要在全市140个街道推开，这一步迈得很快也很大。看到‘蛋糕’这么大，很多人就扑上来了，容易造成鱼龙混杂的局面。”贺立平也不无担心。
政府有钱不知怎么买服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对社会组织不信任，害怕“肉包子打狗”,试点中有的街道自已成立了NGO或者与NGO合作，来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这与改革的初衷相悖。”贺立平说。他认为，一个街道每年200万元用于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一签就是3年，有些街道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可能会自己想办法“消化”.“他们认为社会服务很简单，无非找个场地让人来活动，这实质上是否认了社会服务的专业性”.
此外，也有人质疑，政府是否存在中饱私囊的问题。
近日，记者来到白云区某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看到，除了二楼进口处坐着一位工作人员外，偌大的星光老年之家只有4位老人在下棋。老年大学教室、志愿者之家教室空空如也。图书馆、阅览室虽然放满了杂志，但也没有人来。该中心是广州20个购买社会服务项目试点之一，由某街道办与一个社会组织机构共同组建，面积约2000平方米，设有星光老年之家、社区书屋等15个功能室。社工王小姐说，周一至周五大家在上班、上学，来这里的人比较少，只有周末“人气”才会足一些。
该街道的刘先生说，花了几百万搞这个中心，大家都觉得用处不大，因为大家平时都要做生意、上班，很少有空去中心。也有居民反映，家庭服务中心以前是用于出租，这几年空置下来，于是街道居委会就承租下来。很多居民都质疑，政府购买服务的钱会不会流入街道及其合作者的口袋？
记者在走访广州市多个试点时发现，除了项目购买，还有更大一笔支出往往用于家庭服务中心场地租赁、建设、硬件配套等方面。比如番禺区桥南街的家庭服务中心，是由该街租赁了一块2500平方米场地，投入850万元建设而成。
谢建社也告诉记者，不少家庭服务中心把大量的钱都投到硬件建设上，而这些物业大多是街道出租的。“如果不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老百姓还会相信政府的购买吗？” 谢建社表示。
其实不少街道同样也感觉到困惑和迷茫。荔湾区一位街道党委书记表示，他觉得现在是“两头难”:很多街道觉得难，有钱却不知道怎样购买服务；社工机构也觉得难，找不到方向。
政策松绑，隐形社团得以“转正”
■个案剖析
如果没有一纸“松绑令”,张海明的助学基金会依然是个做好事的“非法组织”.
3年前，还是一名大学生的张海明发起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会。做公益这几年来，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助学基金会一直是“黑户”.“大家都担心我是骗子。”
张海明告诉记者，去年“松绑”政策一出，他就在民政部门注册申请了团体账户。注册后，助学基金会转为“明亮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也不再局限于助学领域。
张海明所说的政策就是广东的社会组织管理新政。去年，广东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出，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记办法，逐步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广州市随后也引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的通知》，规定8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这让许多有志于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士欢呼：社会工作的春天来了。
尽管摆脱了家长式的包管，但张海明却感到“眼前一摸黑”.张海明告诉记者，过去他是专门做助学，工作很简单，就是动员捐款“一对一”资助粤东山区孩子上学，但成立社工中心后，他也开始尝试参与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在今年的社会服务招标活动中，张海明成功中标。社工不好招，业务如何更好地开展等诸多问题仍困扰着这个年幼的社会组织。“走一步看一步了，”张海明说。
其实，像这样由助学基金或者互助基金演变而来的社会组织在广州不在少数。
建社团退出机制保障购买服务质量
■专家观点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曾有观察指出，政府在下放或转移某项职能时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在广州大学社会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教授眼中，目前降低门槛之后的社会组织一哄而上抢“订单”就是这种情况。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对于社会组织这种新生事物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年检的方式，但审批门槛降低了，年检门槛也降低了。面对发展迅速的NGO,市一级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单靠发证部门年检，也难做到管理到位。
据了解，虽然社会组织有评级机制，但能评上级别的社会组织不多，政府订单来得迅猛，大量没有资质的社会组织也参与购买。“社会组织的类型很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项目也多如牛毛，不同服务的标准要求不一样。这一块如果弄得不好，确实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谢建社认为。
对此，谢建社建议，放开登记、降低准入门槛后，政府应该建立社会组织的退出机制。他建议，政府招标时不要把一个街道200万元全给某个社会组织，最好是把200万元分解成多个项目，由于多个NGO来承担，做完项目后进行评估打分，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就令其退出。
据介绍，在香港和新加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不是采用逐年签约的方式，而是拨款先到位，再进行验收，如果评估不及格，会给机构一个完善的机会，还是不行，就会重新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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