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中国太需要发现普通人
寻找公民榜样 什么样的人能做公民榜样，是否就像雷锋一样？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雷锋代表着传统，是政府提倡学习的榜样，而自发行动的市民才是如今急缺的公民榜样。 形象而言，王振耀举了个例子：有人看了3小时水龙头流水，希望等到谁来关龙头，却不自己动手，“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真正的公民榜样，面对社区中涌现出的种种问题时，勇于负责和行动，而不埋怨和等待。 他们是平民英雄，在“7·21”水灾中，挺身而出，不顾安危，见义勇为，从无情的大水中救出同胞。 他们是公共利益的卫士，像放弃律师事务所高薪，专事垃圾处理的黄小山(网名“驴屎蛋”)一样，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的优化，不惜让渡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他们是予人温暖的公益人，像奔走在山地、湖泊等各种灾难现场救助受困市民的蓝天救援队一样，扶贫济弱，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帮助孤寡老幼。 他们是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业主领袖，像起诉小区物业的央视知名主持人赵普一样，为社区善治出谋划策，激发社区活力，推进社区自治。 他们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达人，像用镜头记录一年内的北京蓝天，展现北京大气质量的卢为薇和范涛一样，崇尚低碳节能的生活，爱护环境，积极宣传，身体力行，带动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寻找公民榜样 今年，新京报已是第六年推出“感动社区人物”评选活动，与往届一样，指导单位依然是北京市委社会工委。 “这些人物和集体的当选，凸显了社区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回首感动社区人物评选走过的5年光阴，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建设办主任宋贵伦点评道。 回顾5年的“感动”评选，50位“感动社区人物”中，涵盖了公务员、白领、村民、企业老板、警察等社会各个阶层。 事迹方面，仅服务社区、热心公益和维权类的，就已占据60%左右，彰显了他们对社区的贡献。 他们有的虽身处社会底层，没有北京户口，但却同样感动了社区。在历届评选中，候选人之间，只有所在社区和事迹的不同，而不以户籍论英雄。 “把原住民和新居民都当作新北京人来对待，只要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谁做得好就选谁。这是我们评选‘感动社区人物’的方向。”宋贵伦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选的46位个人中，过半为20岁到40岁的70后和80后。 这在王振耀看来，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因为他们开放、主动、个性，“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不扔垃圾就是不扔。”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的时候，不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振耀 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公民榜样，与雷锋有什么不同，公民如何参与日常公益？结合5年来新京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进行了深入解读。 对话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公民榜样和雷锋有区别 新京报：这5年新京报报道的感动社区人物，其实就是一群热心社区公益的公民。你觉得，近几年公民参与公益的方式有什么变化？ 王振耀：许多社会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在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方面的各种提升性问题越来越尖锐。现在的公益慈善与以前不一样了，基本一年一变。现在的新一代人做公益慈善有很多新理念。这些人的使命感、组织化程度、建设性力度，我想是过去，甚至去年上半年都不能比的。大家直接参与救灾行动，像房山救灾，老百姓冲在前面，农民工救人、为人打灯、自发去机场送人……这个社会现在变得太有意思了。 还有微公益，年轻人的创新配合网络技术，大家都能行动起来。民间也承担起应急性救助，比如天使妈妈救助各种重伤重病的孩子，过去哭天天不应，现在立即有人站出来承担，我这个年龄就不敢想，他们的献身精神我很佩服。 另外，还有以邓飞为代表的人，居然敢推动制度完善，他们不是批判性的民间力量而是建设性地参与，这之前也是我不敢想象的。 新京报：今年感动社区人物评选的主题是“公民榜样”，你认为公民榜样应该什么样，和雷锋这个榜样是否有区别？ 王振耀：公民榜样和雷锋是有区别的，雷锋是传统性的政府提倡学习的榜样，公民榜样是老百姓自发的。过去有个漫画，说有个人看到水龙头流水了，他就一直等着看谁来关，看了3小时，说没人管，这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关了？遇到问题时我们并不是为了表扬，个人认为该做的就做，这是公民的新榜样。但我们在这方面还远远没打开。 在社区提公民榜样这个概念非常好，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榜样，勇于负责，看到社会出问题时，不是埋怨和等待，而是要行动，尽我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 应鼓励开办家庭基金会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这方面还远没打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王振耀：需要体制转变。要有体制允许人们来做，市政建设是政府的责任，不能让公民插手？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在英国，大家排队捐公园的椅子。搁在我们这儿，大家会认为是政府的事，会马上分得很清楚。但在英国、美国，不会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而不管，觉得自己有能力就做，不管政府有没有能力做。 另外，我国目前成立基金会要200万元，是全世界最高的门槛。美国几千美元就能注册一个基金会，这种基金会才是社会的基金会。比如，想让自己的小区变得更漂亮，植物、椅子等等，都可以捐。 一旦家庭基金会鼓励起来，社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这个要提倡，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开放，将释放出巨大的慈善力量，我们的孩子都有压岁钱，有的动不动就万八千的。个人捐款、捐物免税落实起来也相当困难，这个必须改。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政府的责任就该政府来管，为什么还要让老百姓去做？ 王振耀：这种观念就要转变。过去咱们社会是以家庭和国家为本位，家家自己种菜做事，不知道有个“社会”。大家后来突然发现，空气是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属于社会的。现在公共空间出来了，公共需求特别多，还是用传统的管理体制肯定不行。一个台阶坏了，这个让政府马上拨款修？太慢，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 一系列的公共事务要解决，就需要一种公共精神，新公民精神就是一种新的公共精神，它来解决面临的各种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多样、具体的，非常细的。我在美国看到凳子后面钉了个小铜牌，上面写着谁谁捐赠，当时觉得奇怪，美国人说在这里都是这样，大家觉得很正常。但要做到这样，前提是要有家庭基金会，捐完可以免税。这些家庭基金会能解决社会里出现的小问题。 要尊重解决小问题的人 新京报：我们报道过的感动社区人物，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我们如何去鼓励更多人做平民公益？ 王振耀：中国社会太需要发现普通人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愿意去发现普通人的高贵品质，总是谈得太宏大，就会让老百姓觉得离得太远。恰恰是社区的事，需要去尊重发现这些解决小问题的人，要鼓励这种活力，这是真正的社会生命所在。如果都在等着3小时看谁来关水，都推给政府做，政府怎么可能是万能的？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停不下来，是一个提升性的阶段。提升性阶段是大众化的事，需要社区这种跨界公民精神。 慈善恰恰是跨界的，特别是现代慈善，我们不要把社会和政府分得太清楚。 新京报：我们发现5年来评出的感动社区人物，以20岁到40岁年龄段的居多，你怎么认为？ 王振耀：所以说中国有希望嘛，这个年龄段恰恰以80后为主，他们开放、主动、个性。我的感受也是，以前社会上总说80后这不好那不好，2008年我突然发现，我们五六十岁的人不如80后、90后的人想法个性。他们愿意从身边做起，不扔垃圾就是不扔，我有看到过街上的小孩制止爷爷奶奶闯红灯，老年人反而催孩子，骂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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