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中国下一个30年的重要角色
相对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基金会是与人类本性最贴近的组织。人之初，性本善。政府、企业，虽然都是指向善，但距离都比较远，只有基金会，是离善最近的一公里。在中国，基金会将是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新角色、重点角色，将是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生长点。它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就像第一个三十年当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和第二个三十年当中，企业所起的作用。一、基金会的定位基金会要想有好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认为，要在大框架下给慈善定位，要在历史进程中给基金会定位。在这方面，我比较认同青年学者李扁的观点。在基金会的定位方面，他有几个观点，我完全认同。第一个就是：三个三十年。李扁主张要在大框架下给慈善定位，要在历史进程中给基金会定位。如果没有历史眼光，没有大局观，你没有办法给基金会定位。要是定的话，也一定会定偏了。定偏以后，以偏概全，就会走岔了。所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那样一搞的话，弄不好就成了怨妇，而不能团结更多的人、更多的力量，形成慈善事业的统一战线。三个三十年，是指什么呢？指的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三个三十年，已经过了两个三十年，现在是第三个三十年的开头。三个三十年，每个三十年的特点不同，时代大势不同，时代任务不同，时代的主旋律不同。要在这个框架下，给基金会找历史定位、角色定位。六十年一甲子，实际只迈出两步。第三步，刚刚抬脚。落在何处，尚未可知。第一个三十年，是1949年建政到1978年。是为政治的三十年，第一部门的三十年。政权体系建立，并成为政治大国。第二个三十年，是1979年到2008年。是为经济的三十年，第二部门的三十年。市场体系建立，企业发育。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尤其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暂时没事，风景这边独好，对比鲜明。实践当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落实在世俗生活中，则是一切向钱看。什么原则、道德、节操、情谊，统统不讲，一切要变成现钱才是真理。作为个人，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爱钱，但每个人都被钱所催逼，躲不开。第三个三十年，做什么？政治、经济、文化；或者说，政治、经济、社会。第三个三十年的主旋律，生长点，在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唯上、唯钱，是第一第二个三十年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第三个三十年，要讲良知，讲良心，讲公平正义。所谓关注民生，其实是关注起码的公平正义。先富阶层早已经解决生存生活问题，唯有民生多艰。因此要回头关注民生。社会，就是一个个小圈子。中国必然会有自己的民间社会。中国的民间社会，不会永远是一盘散沙，不会永远没有智慧、没有钱、没有人。中国的民间社会，与外国的有所不同：中国一直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存续完整的历史。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所以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大社会小政府。对中国而言，政府是一棵大树，社会是这棵大树上结的小瓜。对西方而言，社会是一棵大树，政府是这棵大树上结的小瓜。第三个三十年，粉墨登场的，就是基金会、NGO，民间社会。NGO，在中国有个很特色的名字：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个命名非常有意思。民办，就不是官办，不属于第一部门；非企业，就不是企业，不属于第二部门。单位。单位是什么？单位是基本元素。单位，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单位是一个狠角色，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地方。NGO不属于第一个三十年，也不属于第二个三十年。它就是第三个三十年的基本角色。因此，基金会是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新角色、重点角色，是新中国第三个三十年的生长点。它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就像第一个三十年当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和第二个三十年当中企业所起的作用。二、慈善事业是党的事业中国基金会的定位，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就是和党的关系。基金会和党是什么关系？慈善事业和党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摸不到这个核心，基金会的发展就会出问题。为什么这样讲？举一个例子就明白：大家都谈中国国情，那什么是最大的国情？有人讲是人多。那么，我们的说法，不是这个。中国人固然多，但是人口密度并不是世界最高。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中国比韩国、新加坡、日本、乃至英法德，都不高。中国最核心的国情，第一性的国情，是**是执政党。中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点是前提。这个国情是给基金会定位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前提。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基金会才能和党站在一条线上。不然的话，基金会就会成为一种威胁、一种障碍，一种需要警惕的力量。大家要把一种文人的清高，一种珍惜羽毛的小我情怀，变成和光同尘的包容和大爱。中国的基金会要想真正起作用，必须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挂上钩。而且要表述到位。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工作重心是随着时代在变化，而不断地有所调整和转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初期，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未来三十年，工作重点皆因时因势而有不同。中国慈善事业，在党的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述。在第一个三十年，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直到1991年《大百科全书》出版，慈善还被称为“伪善”。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才成立。2005年，慈善第一次进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年，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三次视察北京市慈善协会。而此前，官方对“慈善”一词讳莫如深。慈善机构的人士也是多干少说，尽量避免提到“慈善”二字。汶川地震，产生大的转机。2008年12月5日，**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华慈善奖获得者，并发表关于慈善事业发展机制的重要讲话。12月8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称此讲话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的“慈善总动员令”。这是我党我国历史上首次由最高领导人对慈善进行重新定义并极力鼓舞和倡导。三、基金会的角色应该是“3”的位置慈善事业是党的事业，那么和党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我们有个说法：中国的慈善道路，应该是1+2=3，基金会的角色应该是“3”的位置。中国慈善事业，以及基金会的发展，一定会走这条中国特色的道路。1是政府，2是市场和企业，3是民间社会。中国政府在重新认识慈善事业和基金会，这在第一个三十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很重要。三，本来是“多”的意思，生活方式多元，价值导向多元。但不论怎样多元，核心应该不变，善与爱的共识应该强化。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一路狂奔，丢弃了很多东西。现在应该找回来。中国人对于慈善，有一个最简洁的解释：慈心作善。每一个人，都应该回到慈心和善行上来，这个才是根本，这个才是对人的解放。这个三，不是小三，而是大三。能生万物的三。三和一、二的关系是什么？三离善更近。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像家族，像政党，像政府，像企业，像协会，像教会，种种民间团体。相对这些组织，基金会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事。在美国，是二战以后密集地出现。像中国，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汶川地震以后，大规模地出现。相对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基金会是与人类本性最贴近的组织。人之初，性本善。政府、企业，虽然都是指向善，但距离都比较远，只有基金会，是离善最近的一公里。我们说，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处在初级阶段，整个人类文明，经历了上万年的发展，现在也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如果说善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那么，在这些初级阶段当中，基金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白岩松说，“中国的公益慈善，在二十年内，主要的任务，不是救济多少人，募捐多少钱，而是建章立制，确立游戏规则”。事实上，即便是二十年以后，它的主要功能仍然不在救济多少人，或者募捐多少钱。它的这两项功能，比起政治权力和经济工具来讲，差得太远了。举例来讲，希望工程，在中国社会，尽人皆知。爱心人士都来捐建希望小学，但是希望工程募捐了多少钱呢？自1989年成立至今，青基会在希望工程项目中募款总额也就仅仅超过60亿元。60亿还不够在上海修两公里高铁呢。所以基金会的主要功能，不可能替代行政和经济。相对于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基金会或慈善所起的主要功能，并不是进行第三次分配或者能通过它来致富。慈善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教化功能，是价值观、人生观的转化，是把公平正义导回整个社会，导入每一个人的内心。改变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基金会最终起作用，仍然需要通过政治和经济。它需要政治有良知，经济讲良心。慈善是要把人性添加到这两个部门。当官的有了慈心，能做的善事，那太大了，可以大到看不见。比如说，免除农业税，是谁干的？谁发起的动议，谁在那里推动并最终促成？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这个是谁发起并推动的？像这种根本性的举措，需要由第一部门来主导，你都看不到是谁在那里发起。这就是大慈为政。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信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看成神一样伟大，像神一样永垂不朽。中国科学所起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上帝。上帝没有能够统治中国，但诺贝尔奖慑住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心。这是基金会价值倡导功能一个最好的例证。四、坝、针、十五个老婆关于基金会的定位，还有几个论点。简单说，就是堤坝论、针灸论，和十五个老婆。从人才的角度看，新中国第三个三十年，是到了民间社会大发育的阶段。坝论是讲，譬如一条河，先在上游做起坝来，等水满了，自然溢出来。第一个三十年，有文化的人都被政府吸收了。即便考不上大学，高中生还有被乡里提干的机会。到第二个三十年，政府满员了，于是进行机构精简。很多人主动下海，企业、公司，是第二道坝。现在好了，第二道坝也满了。试看每年大学生毕业，进政府进企业，尤其是进政府，几千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进企业也不容易。现在是做第三道坝的时候了——美国有16%的人在第三部门变业，而中国的这个比例不到1%。中国的民间社会，如协会、NGO、民非(中国特色称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到了大发展阶段。针灸论是讲，对于基金会的作用，老洛克菲勒有一句话：“基金会就像中国的针灸。在某个穴位上扎一针，改善整个肌体的健康水平。”第三个三十年，有太多这样的穴位。选准一个，就可以一举解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几十数百上千年未曾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基金会，之前多由政府垄断。人民网有一篇经典博文，题为“王振耀和他的十五个老婆”。说了一番道理：中国著名公益领袖王振耀，早年在民政部任司长。彼时有人问：何以国家只给十五家基金会免税资质？王回答：这十五家，(把免税资质)用足了吗？没用足，那为什么要批新的呢？岂不是浪费？问者无言以答。其后，我和李扁拜访王，说：“十五个人都有老婆，都在家闲着，其他千千万万人没有老婆，但他们能用那十五个老婆吗？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老婆才对。”此文刊在人民网公益频道，也发给王振耀了。王回复李扁，十分激赏，并且称谢。后来，王到北师大任教。2012年春节后，央视对话节目，王振耀受访称，美国基金会有十万家，而中国只有一两千家，应该大力发展基金会云云。位置坐到民间，态度因之大变。目前中国，有四种性质的基金会，民间组织大约也是如此：一是如红会、慈善总会之类国家孵化的、嫡出的公募基金会，二是企业出资的私募基金会，三是吃不上饭、人员流动大、苦哈哈矢志奉献的草根公益组织，四是国外的代表处，多以企业形式注册的。考之于历史经验，资深公益人士所极力主张的，慈善要回归民间的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重视慈善会系统、红会系统，以及国家级公募基金会的孵化功能。譬如凤尾莲，或者农村称为水葫芦的植物，它的生长，是通过分蘖，成株伸出横茎，顶端生出幼株。幼株长大以后，中间横茎自然朽烂。如此分蘖，很快铺满池塘。汶川地震之前，全国2600个县，仅有700个县有慈善总会。到2011年，1800多个县已成立慈善总会。如山东省，乡村两级的慈善工作站，则有1600余家。有的村慈善工作站，全年募集善款仅四千余元，但在农村，钱很值钱，四千块也派好大用场。这种组织资源，如能善用，亦是大功。而在所有国字头公募基金会中，据称，2009年9月批准、2010年2月成立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简称中华儿慈会)，宗奉“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主张，民间自愿捐款比例，占到56%，位居所有公募基金会之前列。其透明度，也居国字头公募基金会的前茅。中华儿慈会的实践表明，那些远离慈善，对中国慈善持悲观看法的旁观者，始终呆在原地没有动，而像中华儿慈会以及积极投身中国慈善事业的团队、人士，则在马不停蹄，一日千里，在这道康庄大道上跑出了好远。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本文作者河仁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本文为在2012年9月9日召开的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第一期沙龙上的发言。)（来源：社会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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