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社会企业发展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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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汤敏时适逢他的新著发表，书中有一章对公益慈善做专门阐述，“公益慈善的健康发展，既不能寄望于道德层面的感召，也不能由政府一家包办，而应建立一套允许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书中写道。

说出这番论断，还要源于汤敏的多重身份，经济学家出身，国务院参事，他大多时候被称为学者，但他又并不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是要做一个“勇于实践的学者”，或者说“杂家学者”。

“我的提法就是要换一种活法，因为我做了一辈子的研究，空头没有实践，所以我就想自己下海试一试，于是就选择下了公益领域的海，这和我过去的知识兴趣、现在的机会都有关系。”汤敏说。

他有个身份是乐贫基金会的理事长，和茅于轼一起，做小额信贷、保姆学校、有机农业等等。坚持多年做社会企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大，却一直坚持”，其意义“在于证明中国是有社会企业生长的土壤的”。“就像当年有人在卖牛仔裤、有人做傻子瓜子，可能被人不理解，但是一旦坚持住并且有政策支持，就会迅速发展起来。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时候社会的理解可能比政策更重要。”汤敏如是说。

身兼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和友成做了很多公益领域的创新尝试，公益大学、创业咖啡、将退休教师组织起来去支教，每一个项目听起来都与传统公益项目不同。虽然经常会有人不太理解“友成在折腾些什么”，但汤敏自己却乐在其中，“能让自己常保活力和年轻”。

人物档案：

汤敏，生于1953年。1982年毕业后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入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gne）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乐贫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公益时报：你怎么看待目前社会领域改革的意义，以及这场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汤敏：如果说经济领域已经做了很大成绩不用改了这是不准确的，从经济学家角度看经济领域要改革的多了去了，事实上中国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和经济领域改革不到位有很大关系，经济领域要继续大手笔地改革。比如财政体制改革，国有体制改革，市场机制的改革，反垄断，等等，都是很大问题。从另一角度来说，和经济领域相比社会领域的改革更加滞后，更属于初级阶段，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顾温饱，当温饱问题解决后社会领域的矛盾问题就会凸显。现在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方面是人们的需求在快速地提升，另一方面中国由于贫富悬殊、区域差别、城乡差异化等，造成了在社会领域矛盾越发尖锐，到了解决的时候。再一个我们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了，现在我们已经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人均收入是中等偏上的，从国际经验看，这个时候既是矛盾凸显的时候，也是有精力有能力去缓解社会矛盾的时候。所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在关注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会领域改革上。

公益时报：前段时间两会对公益领域释放了很多新信号，比如“一业多会”“放开四类社会组织登记”，你觉得这种政策的放开对公益组织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汤敏：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公益组织肯定需要竞争，任何行业一出现垄断肯定就会有问题。去年我们去香港考察行业协会的问题，香港的行业协会对于稳定社会、促进经济行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一行多会。企业家有权利组织这样的协会，也可以自由加入各种协会，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垄断的局面。现在我们的协会大多是官办，即使有些民办也是垄断性质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样就会产生垄断而引起的效率低下。如果我们一业多会，形成竞争，有比较，才能有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才能使我们的行业发展得更好。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都需要有机构有组织来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的时候，假如没有民企、外资，那么我们就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公益领域的新政策新变化，也会带来竞争促进发展，带来很多机会。1992年有人叫“公司元年”，因为可以注册公司，就给市场经济带来较大的发展；同样，一旦开放了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今年会成为“社会组织发展元年”。

公益时报：在美国，第三部门其实是作为一个行业可以带来经济产出、解决社会问题的，那么你怎么看待中国的第三部门的作用？

汤敏：按照马克思主义来看，除了生产服务业，这些是都不创造价值的。但是按照西方经济学来讲，是不是行业我们来看这个领域产不产生GDP，就算是社会组织刚刚起步但是已经产生就业了，NGO、基金会产生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行业一般是指按生产同类产品或具有相同工艺过程或提供同类劳动服务划分的经济活动，那么第三部门当然算是行业。

公益时报：你有一个身份是友成企业家基金会副理事长，也会接触到中国有很大捐赠意愿的企业家，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一人群目前的整体状态？

汤敏：企业家群体本身就是万花筒，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关注公益领域、愿意做公益，而且以前可能只是拿钱，现在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加的专业化。以阿拉善为例，不光是捐钱，也有很多制度上的创新。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家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是由企业家捐赠的，这说明是企业家们慈善意愿的一种释放。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家对公益慈善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其实也包括公众、政府、公益行业从业者，认识都在深化，以往企业家还停留在救灾捐赠，现在已经有很多开始关注公益领域的创新，像社会企业，这个可能还不太多，但是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公益时报：这个群体对于社会领域的变革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汤敏：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企业家，一部分是参与公益行业的专业人员，这些是真正在一线的力量。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他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引领着公益行业的发展，另外，真正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在推动，但是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是政府。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政府在做主导，在做极大努力把中国公益行业按着他们设想的方向发展，并且在逐渐放开、逐渐试验着。那么这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公益事业能较快地发展。

公益时报：你怎么看待在中国慈善进程中有推动作用或提出新方式方法的人及他们所做的事，比如前不久在博鳌论坛上，海航方面提出要股捐成立慈航基金会。

汤敏：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过去我们的捐赠都是捐现金，实际上国际很多以股捐的形式来捐，多样化捐赠肯定是对公益领域有很大好处的。但是现在捐赠也会面临诸多问题，比如税务问题。因为法律上还不健全，过去几年股捐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对于新的事物还有待完善。我相信过几年肯定会解决，但是这几年肯定会很纠结，我认为可不可以特例特办，以一事一议的方式，建立起一个模式来作为后续的参考。比如国外什么时候要交税，卖股的时候要交税，你可以先捐。所以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国际惯例。

公益时报：在你过往的实践过程中，小额信贷有没有对于中国农村有实质性的一些改变呢？

汤敏：一个小额信贷并不能根本上解决中国或者孟加拉的实质贫穷。其实我们有两种小额贷款，一种是商业化的，比如我们现在有6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银行、农信社做的一些信贷，所以商业化的小额贷款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实际上这部分小额贷款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六七千家小额贷款公司每家1个亿，就是六七千亿的资金注入了真正的小企业当中。国际上说到小额信贷更多指的是尤努斯创立的，这是社会企业型的小额信贷，他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以企业的方式做公益，这种社会企业型的小额信贷在中国比较少，目前还在黑暗中摸索。

公益时报：你和茅于轼先生在做小额信贷项目，在将金融技术运用到公益领域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汤敏：我们管这种在公益领域中的金融叫做普惠式金融，如果完全运用商业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做不下去的。这个有点类似于社会企业，本身都是新兴的概念，可能理解的人还不多，比如一个企业家要么捐钱做慈善，要么做企业，那么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夹在中间是做什么的，比较难被理解。


来源 :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