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创新超越“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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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差距拉大、权力腐败严重、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生态恶化……改革开放30余年，在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基本完成的同时，中国却悄然陷入社会转型的困境，使得未来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

　　“通过社会创新，可以建设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在日前举办的广州市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公益论坛上，中山大学公益与慈善研究院院长朱健刚说。他表示，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不仅仅因为政府内部有社会改革和开放的意愿，也是因为普通公民也在自我组织，正在公益慈善领域创造性地行动起来。

　　新的社会结构要素

　　社会创新是伴随着社会企业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不仅是NGO、社会企业的行为，还可以是政府及商业机构的创新活动。简单来说，社会创新就是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当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创新都因其在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促进社会的和谐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而备受青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议题。而其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公益组织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从全世界已有的经验来看，公益组织是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力量。”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示，一方面，现代公益不再是传统布施式的，当前全世界成熟的公益组织都把推动社会创新作为重要方向和最高追求，希望获得更长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成熟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也具备推动社会创新的优势，成为推进社会创新的“发动机”。

　　近年来，我国的公益组织迅速发展，已经在扶贫赈灾、社区发展、教育与科学、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传承等多领域提升了其特定的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创新能力不足、公信力缺失等也制约着公益组织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公益创新就是指民间普通人通过创新的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朱健刚认为社会创新中的公益创新尤为重要，因为公益创新是寻求官民共识，通过有意识的官民良性互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良好的社会建设的手段。“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民道路。”

　　朱健刚认为，公益创新具有“志愿性”和“公益性”两大特征，“超越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是其创新性的体现。

　　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变世界的社会创新。尤努斯博士在发现穷人因为贫困而无法获得银行资助后，就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80万美元成立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发放几十美元甚至几美元的小额贷款，让他们有资金从事生产劳动，改善生活状况。此举不仅让400万孟加拉穷人受益，自身也获得了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其还将这种模式成功复制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2个国家。

　　在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与汤敏等创建的北京富平学校与富平家政公司也在践行这种社会创新。从2002年至今，它已经为23000多名从贫困地区来的妇女提供从培训到介绍工作及就业后的持续服务，他们每年创造的GDP就超过3亿元人民币。

　　“当前很多地方正在进行公益孵化器探索，这也是一种有益的社会创新，减少了不成熟的公益机构开展服务和政府社会管理的风险。”徐永光说。

　　“这种民间的公益慈善力量，正是在计划公益慈善体制的缝隙间长期顽强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要素。”朱健刚表示，现实的一些情况表明，过去那种大部分公益慈善行为由政府主导，甚至是指令摊派的计划公益慈善体制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在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同时，更加重视民间公益慈善的力量，激发全民公益的活力。


　　创新家需要政策“湿地”

　　关注公益事业的人，也许都会关注到近两年公益圈里的一个热词，即“草根公益”。他们来自基层、贴近受益人；他们回应鲜活的社会需求、有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和谐社会建设中一支不应忽视、不可或缺的力量。

　　其实，这个词就和社会创新有关，正如著名支持型公益机构恩派公益组织创始人吕朝所言：社会创新，永远都是随着社会需求走。而社会组织尤其是贴近基层需求的“草根”社会组织，由于其灵活性强、成本低和非营利性的特点，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创新的主体和社会政策的试验田。

　　朱健刚也表示，公益创新应该从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开始，这也是推动公益创新的首要着力点。“社区正是日常生活的公共平台，在同一个社区里，人们有相近的利益归属、情感纽带、文化传承，并容易志愿参与。”

　　朱健刚解释说，有时候，在一些社区会产生矛盾集聚，而政府则难以单方面解决此类“公地悲剧”，因此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极其重要。同时，社区属于基层，涉及的事务并不敏感，容易形成各方平行参与。

　　成立于2004年4月的安徽省南塘“兴农合作社”和形成于2006年3月的广州市凤凰城“爱心公社”等都是很好的社区治理的成功典范。两者都有明确的需求和定位，前者促进乡村发展、维护农民权益为己任，后者则侧重于扶助贫困儿童。自成立至今，这两个草根公益组织的发展态势都非常良好。

　　公益事业的发展，还需要我们的社会不断产生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公益组织。朱健刚表示，公益组织的创新方向，主要在于从行政化到社会化，从垄断性到竞争性，从一元化到多元化。比如草根公益组织的创新，主要就是扎根社区，开展社区营造和公益创新活动。再比如，不同功能的公益组织们在一个地域空间内可以密切合作和形成联盟，产生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

　　“既然社会需要公益，那公益就不仅是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家园，也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选择和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所。”吕朝说。只用了6年的时间，恩派公益组织就开启并完善了从单一的“公益孵化器”到“屋里厢”社区服务平台、联合劝募平台、公益创投、NPO能力建设等九大主要业务。

　　公益事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支持与鼓励它的政策环境。朱健刚认为，从目前现实来看，制度环境显然正在不断改善，“政府办社会”、“政府管社会”的思路正转化为“政府支持社会”、“政府培力社会”。但是，“相关制度安排仍需改善。”朱健刚说。

　　“因此，对于社区公益，政府不应包办，而应该是通过社会工作的方式进行培育，让创新家自己有力量来实现社区的需求。”朱健刚说。

　　一个人、一个公益团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由媒体、企业、公益机构等形成一个公益生态集群，那这个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朱健刚认为，“公益创新需要社会创新家”。但是，好的社会创新家注定是野生的、自然生长的。“政府需要做的就是给这些创新人士提供一个生长的‘湿地’。‘湿地’们最终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良性社会网络。”

　　朱健刚解释说，所谓创新家，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其本质其实就是能够主动参与，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对不同事物能够包容和创造的积极公民。他们是普通人，但同时又相信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走向和谐的可能性。而从长远来看，社会建设最终依赖于每一个社会人的参与，因此以培育公民权责意识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应成为下一步的方向。

　　“最终，公益创新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朱健刚说。

来源： 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