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不救?——《NGO,你要不要救灾》

猴子

　　突然有朋友问我一个在五年前就考虑过的老问题，这也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回答更没有实证材料的问题：公益组织到底应该如何参与救灾？她提出来的疑问当然源于7月21日降落在北京头顶的暴雨。貌似当时几乎没有公益组织参与紧急救援，事后也没多少公益组织参与“善后”，貌似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家公益组织想一想能给北京的大雨做些什么。


　　问题骤然提出，确实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像一场陈年旧疾，患者虽然知道自己病在何处，但总是找不到救治良方，于是也就实现不了康复之梦。我想简单梳理一下灾难与NGO的关系，可能很有必要。梳理清楚了，也许答案也就慢慢地从字里行间钻将出来了。


　　NGO到底是做什么的


　　有些灾难是人类在某一阶段共同遭遇的，但有很大一部分灾难，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失衡。人类太多的互相掠夺和伤害的欲望，导致了人类出现大量的苦难。整个社会无论处于何种状态，都有当代“英雄”们纷纷制造的“时代欲望的牺牲品”。


　　于是很自然地，问题就出现了，公益组织们，究竟在大千世界，灾难层出不穷的时代，该有何作为，能有何作为？


　　依我原来的想法，公益组织大体只有两个业务走向，一个叫启蒙，一个叫干预。


　　要启蒙，自身就要有极强的探索尤其是在社会边缘探索的能力；要启蒙，就要有把发现的问题大胆地说出的能力；要启蒙，就要有对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高超的穿透力和理解力。


　　而要干预，或者说救治，就要有准确鉴别苦难的能力，就要有在接应难题时，依托现有资源马上动手尝试解决的能力。


　　在这里，“依托现有资源”是个关键词，很多人遇上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要么相隔十万八千里才可能做，要么是推迟四亿九千万年才可以做。本质上，这都是推卸责任的一种美妙易容术。每每听到这话我都马上心生鄙夷，很多人遇上问题，马上就说自己太弱小，太无能，太绝望，太空虚，面对如此强悍的困难，“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对这样的话，也表示强烈的鄙夷。指望不存在的资源，其实就是推卸责任的常见手法。你可以推卸责任，当逃兵，假装不在你的业务范围内，假装你没准备好，假装苦难的真相尚未格致清晰，但你绝对不可以说出这些自泄元气、毁我三军勇略的话来。


　　最近又觉得，随着知识普及、财富普及以及行动力普及，公益组织的启蒙作用已经非常的稀微，绝大多数时候，已经不是公益组织在启蒙社会，而是社会和公众本身在启蒙公益组织。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社会不了解公益组织，而是公益组织不了解社会。绝大多数时候，不是社会与公益组织中有隔阂，而是公益组织自己封上了与社会电源接通的那些插座。


　　于是公益组织能做的工作，就是干预。即使是启蒙，也是通过干预来进行启蒙，即使要教育，也是通过现实的干预案例来完成“教育”。如果一个公益组织，不敢干预现实中的苦难，那么，这家公益组织，可以休矣。

　　什么样的苦难需要干预


　　我们说政府是强大的，是因为政府是公益组织的早期类型。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人们觉得一群人需要选出一批人来对资源进行管理，于是，政府的各种形态就产生了。这些人的面目，可以是长老，可以是宗教领袖，可以是军官，可以是农民工，可以是贩夫走卒，可以是纯粹的阴谋家加政客加演员。


　　于是，在人类出现灾难的时候，人们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政府，以及政府能够调动的军队、警察、消防队等武装化的救灾能手。我想，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出现无论是人为的灾难还是天地发作的灾难，政府永远是硬性救灾的第一主体。政府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做得是虚假还是真实是一回事，但如果公益组织也把自己的救灾能量施放到政府救灾的轨道上，其结果必然就是“公益组织替政府募捐”，其结果就是“公益组织当政府的替补”。


　　在大灾面前，当然不能区分这么多，因为在灾难现场，只要你出现，哪怕你毫无任何的技能和经验，也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反过来说，此时无论你是不是公益组织的成员，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你只是一个人人都可为的救灾志愿者。


　　这显然与公益组织在面对社会公众时所做的宣誓和承诺略有差异。公益是一种社会信托，当公益人员以组织化的形态出现的时候，他的使命的能力应当与救灾志愿者是略有差异的。如果在政府能量已经能够通畅到达的地方，公益组织还在那逞能，那只能证明，这家公益组织并没有搞清自己的定位。其结果甚至可能不是能量浪费，甚至有可能是制造新的灾难。


　　观察这几年的救灾格局，公益组织应当可做好多事情。一是当然要去救灾现场，但必须填补的是政府能量无法到达的区域。二是发挥专业特点，你是环保组织，就多从环保的角度参与，比如玉树地震之后，重建开始，新的灾难就是为了重建人类的家园，大量在通天河采砂，大量在草原上盖楼，以“生态城”的名义，严重地伤害着当地的环境。这时候，环保组织必须对此提出必要的警告和提醒，以监督生态城的建设不至于偏颇，以推进灾后重建真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解。三是软干预远大于硬干预。政府能做的多半是盖楼修路，以这些硬件设施的建设来安慰人心，重建新秩序，但一场灾难下来，人类的损失绝对不仅仅是硬件，心理变异、文化变异、社区关系毁坏、社会信任感丧失，可能都是值得“救助”“陪伴”“干预”的。


　　如果一个公益组织只像政府那样，一心一意只以为硬件的恢复就等于救灾成功，那么，公益组织也就可能忘记了自身存在的社会多样性的价值。从这些意义来说，从灾难中，“研究”出导致灾难本身的诸多因素，对那些过去被忽略的因素进行倡导或者说启蒙，或者说推动干预，可能是公益组织最需要做的业务。比如北京大雨，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北京的雨水利用设施有严重疏漏。过去的北京把雨水当成“洪水猛兽”，一心只想把洪水赶走，于是所有硬化的地方都要赶紧把雨水引入雨水管网，然后将其赶入笔直的河道中，驱赶其携带污染尽快入海。孰不知，雨水表面上是天下之至柔，但当他们集结在一起时，却有可能成为天下之至刚。以硬化城市、修筑堤防、拉直河道、填平湿地的种种“刚性的思路”，想要去“克”雨洪之刚，当然损毁惨重。最好的办法是“以柔诱柔”，雨可刚可柔，如果城市的小型坑塘、公园、裸露的空地，此时能够吸引雨水入驻，让其漫漶和缓冲，恢复其身体内那优柔的本性，那么，其身上的刚烈之性势必消除，为灾为患的能力必然衰退，而北京一直是缺水的，这些雨水一旦被坑塘所吸附，会美化城市景观，会降低城市“喧哗与骚动”；会慢慢地侵入地下，补充枯竭的地下水。


　　如果一家关注城市与水的关系的环保组织，看到了这一点，在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顺势提出些建议，就很有可能就此改变城市与雨水的关系，就很有可能把未来的干旱与洪涝的灾难提前解决于无形之时。

　　勇猛投入是正道


　　无论是显性灾难还是隐性灾难，无论是楼宇倒塌还是“社会损失”，积极干预是公益组织当前的第一任务。


　　我上面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在评判过去，也没有想指点公益组织的江山，我只是想简单地梳理一下我们可做可为的事情。当然，我一向相信，公益组织的救灾能力，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指点出来的，而是结晶出来的。


　　在社会灾难如此普遍、政府救灾能力明显不足、政府和企业经常是诸多灾难的制造者的时代，公益组织如果真的想求助，可能确实没必要考虑太多，直接冲入灾难的现场，遇上什么就做什么，让动作指挥思想，让脚步引导头脑，可能在当前是最优选择，或者说，唯一的方式。


　　中国的社会确实很奇怪，过多的资源推送给政府之后，整个社会似乎丧失了公益的想像力。任何人遇上事情，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找政府，好像灾难完全由政府导致，所以要找政府算账似的。


　　在这样的时代，公益组织要想让得到足够的“社会信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要你看到了“你认定是灾难的灾难”，你就去努力施救好了。这中间可能会闹笑话，可能会导致一时的能量浪费，可能会引发一些公众的质疑，可能会内心茫然失措。但可惜，经验只能来自于经历，在中国如何救灾，只能干预了中国灾难的公益组织有可能慢慢地提炼出来。


　　换句话说，在当前，勇敢、急切、快速，或者说鲁莽，可能仍旧是救灾的座右铭。那些以为救灾能够靠理性、谋略和其他路径的人，很可能都是在推卸责任的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人有什么才华，只有体力。自古以来，诚实的劳动是一切真实情感的起源，诚实的劳动也是一切智慧的起源。面对灾难，我们固然要有所准备，但确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灾难何时发生。或者说，其实灾难每天都在发生。与其天天在那准备，不如在一场又场的救灾过程中，缓慢而坚定地提高技能。


　　不能再说了，否则，有逃避灾难的嫌疑。


　　来源：2014年11月26日《社会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