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创投在慈善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但是目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项目的运转和效果都不怎么样，这牵扯到一个‘落地’的问题”——段德峰 《环球财经》记者 刘艳涛 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拉加镇内的吉美坚赞福利学校，从1994年成立至今有两个传奇。 一个是由藏传佛教僧人吉美坚赞自筹资金创办，是全藏区最具影响力的福利(即免费)学校。学校绝大多数老师及学生均不享受国家待遇或补贴，属于典型的中国民间草根组织。另一个是与名为“公益伙伴”(NPP)的公益组织合作，建立起一个通过制造和销售牦牛奶酪，逐渐摆脱完全依赖外界捐助的自给自足模式，使公益学校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目前吉美坚赞福利学校创新的公益模式，也获得民政部、统战部、中华慈善总会的很多奖项。随着这所学校的名声鹊起，“公益创投”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何谓“公益创投”？按照现行的说法是：通过公益创投基金，积极参与和支持公益组织的成长，对那些公益组织进行建立在明确的业绩追踪、组织目标和工作进展的评估上的捐助，以期受捐机构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社会效益回报。 但创投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公益则是非营利的。这两个在外人看来水火不相容的概念，被看似不搭调地联系在一起的效果如何？这种结合是相得益彰还是水土不服？这种模式会大行其道还是胎死腹中？这一切都将是“公益创投”这种被誉为“创新性的慈善”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社会硅谷”风生水起 有这样一种说法，“古老慈善”之说似乎过时，必将被社会公益取而代之。“行善不必等到死后”的观念转变和传统慈善的积弊，使人们更希望来一场慈善的革命。“慈善创投”(投资者获得的不是资金收益，而是社会收益)从而蔚为风潮。建立中国的“社会硅谷”也成为公益投资者的目标。 据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2009年底统计，我国登记注册的各类公益组织约42.5万个，且以每年10%～15%左右的速度增长。 但据麦肯锡统计，中国的慈善系统中，800家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机构享有80%的慈善资金来源，而中国民间约15万家慈善公益机构仅占有20%的慈善资金来源。那些民间公益组织大多公信力不足，难以募集资金，也常使善行后继无力，组织难以维持。 基于此，风险投资家们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仅靠善心来签发支票，更好的做法是找到优秀的人，帮他们创建伟大的社会服务性机构，并让他们为自己的绩效担负起责任。他们得到捐赠的方式是资助人倾注时间和金钱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增长和表现，并“向慈善业注入了商业智慧”。 这也为起源于欧美的“公益创投”，开始在我国生根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土壤。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对公益事业满怀热情的风险投资家们发起了公益创投活动，正如他们曾经用风投的方式改变了高新技术产业一样，他们也希望以此方式来改变慈善公益事业。 2006年11月，新公益伙伴(New Philanthropy Partners，简称NPP)于香港成立，在运行了一年多时间之后，NPP在国内成功注册为 “NPP公益创投基金”。也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具有公益创投概念的公益组织。 2007年初，吕朝创办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公益组织孵化器开始运作。同年，为联想集团策划并执行了“联想公益创投基金”，首次将国际流行的支持社会企业的“公益创投”方式引入国内，为企业参与公益事业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同在2007年，南都基金会(LGT公益创投基金)成立，发起了以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为宗旨的新公民计划。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基金会每年将80%的公益支出用于包括支持民间组织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公益项目；按照150至200万的标准，捐建民办公助的非营利性的新公民学校。截至2009年7月，新公民计划已资助公益项目116个，在北京、温州、银川、成都已建和在建学校8所。 2007年5月12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它是国内惟一一个由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是首个由两岸三地的企业家共同打造的基金会，也是惟一一个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的非公募基金会。 本的投入以及社会资本的扩展。其核心目的是为我国公益事业培养更多更好的后备人才。 “我们心目中的‘社会硅谷’，代表着由各种社会资源聚合而成针对社会创新的支持性体系，和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为内核的公益创业文化。” NPI主任吕朝在采访中告诉记者，实现这样的图景绝非一家和几家公益基金会所能达成，需要更多的组织参与其中。 冰火交织 任何东西都一样，上帝打开一扇门，必定会关闭一扇窗，公益创投也不例外。 《另类帝王：慈善资本主义的神话与现实》一书的作者，美国福特基金会总部治理与公民社会分部主任迈克尔·爱德华兹说：“慈善资本主义有其根本的缺陷。一是结果问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会产生未来社会需要的彻底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其二是民主问题。慈善事业掌控在少数有钱人手中，这是潜在的不民主因素。” 与国外的“公益风险投资”不同，相当一部分欧洲VP基金(将私募股权投资或商业风险投资的方法运用到社会事业中来的基金)专注于成长阶段而非创业阶段的组织。中国的“公益创投”主要服务于初创组织。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公益创投”势必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华盛顿爱斯本研究院(Aspen Institute)从事非营利事业研究的专家艾伦·艾布拉姆森(Alan Abramson)就曾说：“为了取得成功和偿还贷款，人们面临来自相互间的压力”。 公益事业本身的非逐利性，决定了它的绩效评估会变得很复杂。如何对公益创投所主张的“投资的社会回报”进行量和质的综合评估？即使在国外也仍然是一个普遍令人困惑的问题。 “既然是风投，就有失败的可能性，那我们做公益创新，也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如是说。 在中国，我们首先可以鲜明地看到一点：公益创投跃入公众的视野已有近5年的光景，但目前国内只有NPP和联想集团开展了类似的公益创投计划。 不过，在联想集团的几次计划中也多少看出谨慎。2007年12月，联想集团宣布实施首期公益创投计划，重点用于缩小数字鸿沟、环境保护、教育和扶贫等四大公益领域，最终为16家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包括300万元资金以及综合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资助；2008年10月，组织创新大赛设立“联想创新奖”，支持6家公益组织的公益项目。2009年2月，联想二期公益创投计划启动，主要聚焦绿色环保领域，最终入选的16家公益组织中环保组织占9家。 “公益创投在慈善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创新，但是目前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项目的运转和效果都不怎么样，这牵扯到一个‘落地’的问题。因为公益创投和传统的单项捐助不同。”瑞森德企业社会责任机构总经理段德峰如此告诉《环球财经》记者。 除了解决其是否盈利和如何回笼资金，公益创投还要面临“伙伴”选择的难题。 “目前中国公益界发展存在三个瓶颈：一是缺乏透明的、帮助捐赠者辨别公益组织良莠的信息；二是公益组织缺乏专业度和管理能力，效率不高；第三是缺乏人才，缺乏有效的招募、吸引保留人才的机制。” NPP执行董事陈宇廷说。 “很多创业者不够专注，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很有限。再者，很多社会企业家在资源利用上不是很擅长，没有充分调用社会资源。另外，也是一个普遍问题，管理团队要么是不够专业，影响该社会企业的社会效益产出。还有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有效性问题，不能真正解决某些社会问题。”LGT公益创投基金中国投资经理肖晗也表达了无奈和担忧。 公益创投有潜力孵化出下一个重大的社会创新，这点逐渐成为共识，毋庸置疑。但并非所有从事社会创新的人都乐意接受它的行事风格，无法避免任何商业实践被转移到社会部门时所遇到的“文化冲突”，也是其面临的一个难点。 “谁说公益不能盈利？其实公益盈利在国外不是新鲜事，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盈利的。盈利是为了更好的做慈善。但是不能否认目前我国的公益组织缺乏专业性和专业的人才。”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公益最缺乏的就是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从业人员。 这正是公益创投所要做的事情，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近期，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大学生公益调查》发现一个不容乐观的情况是：作为公益储备人才的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的领域冷热不均，有些公益领域相对热门，甚至显得“拥挤”，而另外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公益领域却很少有人问津，参与度基本不足一成。如NGO能力建设、公益行业调研和相关政策研究、公平贸易，其参与度甚至不到3%。 无论怎么说，公益创投概念横跨了“公益”和“商业”这两个看似并无交集的领域，因此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从“商业”角度看，公益创投和社会企业更接近企业部门。而从“公益”立场出发，这两者则是将企业精神用于达成社会目标的“社会创新”。 至于如何评判各有立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以，答案还在公益创投的实践中。
来源：《环球财经》杂志 | 
发表于 2012-3-24 22: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