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中国式过马路”将是一场“持久战”

薏苡

　　在近日的采访中，记者着实体会了一回“中国式过马路”的管理之难。
　　
　　很多行人根本不理会交警的劝导，自管自走掉，甚至“指责”交警“多管闲事”；很多时候，交警刚在这边拦住一名行人进行劝导，另外一个路口就有人闯红灯；不少人看到前面人闯了跟着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根本没办法劝导。
　　
　　就在记者与交警攀谈时，一名２０岁左右的男青年大摇大摆地横穿马路，交警上前阻止，他头也不回地跨栏而去。没过一会儿，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孩子从马路对面横穿过来，在交警提醒之后一笑了之，并未当回事，领着孩子快步走开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管理实施条例规定，行人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人不服从交警指挥的，行人不在人行道内行走的，行人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靠边行走的，都可以处以５元—５０元的罚款。
　　
　　这些处罚规定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机动车违法了，我可以暂扣他车，扣他分，骑车的不遵守，可以暂扣他的自行车，但是行人呢？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一直是整治难点。”一位交警无奈地表示，“如果总是警告，很多人又根本不理会，当耳旁风，下次照闯不误。”
　　
　　这位交警坦言，处罚乱闯马路的行人存在一定难度，主要表现在执法难。闯红灯的行人若是看到交警就跑，交警在后头追，很难保证不出事。对于那些既没带钱、又没带身份证件、违章后又拒不报姓名的行人如何处置，这位交警说确实也有点难，“总不能强行搜身或拘留吧。”
　　
　　记者发现，在被查处的闯红灯者中，有两种人让交警最“头痛”。一是明知闯红灯不对，但并不把这当回事，往往很干脆地交钱走人，以年轻人为主。另外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一听要罚款，死活不愿意配合交警执法，甚至出现肢体冲突。
　　
　　有鉴于“行人闯红灯”查处之难，在最近的整治中，交警也是奇招迭出。
　　
　　在江北，交警专门成立了一个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小组，腾出手来专门在交通高峰时段对重点路口进行整治。同时还组织了一批志愿者，绿灯时由他们带着行人过马路。此外，交警还运用警务通，对闯红灯者进行违章信息记录，以便于以后再犯时重罚。
　　
　　在海曙，路口不少维持交通秩序的协警分到了新式装备，一根和“棒棒糖”有些相似的加长型交通警示棒，有人要闯红灯时，协警只要往前一伸，上面一个大大的“停”字足以让人明白是什么意思。记者在现场观察良久，发现这根“棒棒糖”的作用还是挺大的，每个想闯红灯者看到“棒棒糖”就停下来，闯红灯现象较前段时日大为好转。
　　
　　不过，交警坦言，要根治闯红灯违法很难，原因就是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市民的文明交通意识，同时还要建立信用档案，把交通违法和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以此威慑“中国式过马路”，让人在交通违法时有所顾忌。
　　
　　作为全国文明城市之一，宁波在斑马线上做过不少努力。从守住一条生命线到文明礼让斑马线，再到斑马线礼让手语。行人过马路的焦点从有灯控路口的遵章通行，切换到无灯控路口人车相互礼让，甚至更深入一些的人车沟通方式的改进。
　　
　　“宁波式过马路”的标准已经有了，但在交通生活中，有着力推广身体力行的带头人，也有为违法行为付出代价的不幸者。文明和安全，还得由市民自己装到心中。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副局长杨国胜表示，宁波环城路、地铁等现代化交通设施即将建成，未来，宁波这座拥堵的城市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畅通，要破解“中国式过马路”，关键还是靠市民素质的提高。
　　
　　“这项整治行动将长期进行下去。通过整治，提高市民的素质，为未来的文明交通打下坚实基础。我们也希望，在春天这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大家都能种下一个相互礼让的道路通行习惯。毕竟，整治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我们彼此的生命安全。”
　　
　　交警部门呼吁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共同向“中国式过马路”说不。
　　
　　（金晓东陆明光)
　　
　　专家说法
　　
　　行人撮堆儿闯红灯是对法不责众的滥用和扭曲
　　
　　深层拷问———
　　
　　“法”为何不责众“众”又为何不怕法责
　　
　　如何根治“中国式过马路”这个阻碍城市文明进程的顽疾？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李民律师有话说。
　　
　　李民律师认为，只有提高处罚的力度才能规范行为，社会才能良性发展。“我们现在欠缺这方面的立法保证，在香港，行人闯红灯被撞，行为人要负全责，所以，香港很少有人闯红灯。如果我们把行人闯红灯通过立法来保证运行，让闯红灯的行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行人一定会知道、并遵守怎样过马路。”
　　
　　李民律师认为，国人一向知道有个词叫“法不责众”，意思是当某项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对其也难以惩戒。于是，在这种流传多年的说道影响下，有人就以为一些平时不能干、不敢干的事，只要“别人干了我也能干，众人干了我更能干”，“反正有众人在我头上遮着扛着，不会只追究我一个”，法治伦理未能融入世人内心，缺乏国民素质的基本认识和认同。
　　
　　不少人把国外行人闯红灯现象少的原因，归结于那些国家公民的整体素质高，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综观世界各国，不少国家都是采用严厉措施来处罚闯红灯者。而且，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乱穿马路闯红灯者的严管重罚是对生命权的保护和尊重，而不是故意为难行人。
　　
　　在新加坡，行人第一次闯红灯，罚款金额约相当于人民币１０００元；第二次、第三次再闯，最重可以判半年到一年的监禁。
　　
　　美国各州对乱穿马路者罚款２到５０美元不等，虽然数额相对不大，但处罚记录会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中，终身不能抹去。
　　
　　在德国，没有人敢贸然闯红灯，因为闯红灯者将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别人可以分期付款、延期支付，闯红灯者必须立即支付。别人可以向银行拿到比较长时间的贷款，闯红灯者却不可以。银行给闯红灯者的贷款利率要远高于不闯红灯者。德国人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他们认为，闯红灯的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是危险的人，生命随时不保。
　　
　　其实，关于“中国式过马路”的危险性，人人皆知，只是人们总以为最坏的事情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何况这是撮堆儿闯红灯，没有车辆敢上前硬闯。这其实是对法不责众的滥用和扭曲。
　　
　　“法”为何不责众？说明这“法”有欠缺；“众”又为何不怕法责，说明这“众”也有问题。但话说回来，“法”是人定的，“人”是法管的。没有形成这样的“法”，说明“人”对这样的法，还没有普遍的需求；没有出现这样的“众”，说明“法”在管教人的方面，还没有良好的效果。要彻底改变这样的问题，必须双管齐下，既要从法治的角度完善立法和执法，也要从德治的角度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舆论氛围。
　　
　　同时，一定要坚持执法必严。如果政府部门没有这样的决心，或者工作人员不能持之以恒，不能严格依法行政，凡此种种，治理“中国式过马路”一曝十寒，不但前功尽弃，而且，老百姓对治理行为本身也会产生怀疑。
　　
　　（金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