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营生

回懵以往

在乡村，父亲营生的变更，某种意义上而言，或正是农村变化的侧影。

　　村庄里，有股子打不垮的蛮劲;村庄里人们的生活，似乎也是永远保持着挺拔的姿态。无论生活遭遇怎样的重负和摧残，只要人还有口气在，总能在这土地上野蛮生长，开枝散叶，甚至在困窘和苦难中开出花来。
　　
　　我已经无法刻画出父亲腿脚受伤前的形象了。他是村里第一批外出打工谋生的年轻人，他离开村庄的时候，是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思潮大概已经萌芽。
　　
　　除了种地的老本行，父亲外出务工的营生，是挖钨砂。在贫穷的赣南山区，蕴藏着丰富的稀土资源和钨矿资源，因这两种矿藏在军事工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被称为“白金”和“黑金”。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无论黑白，换来的都是比种地要来得多、来得快的真金白银。
　　
　　作为第一批外出“淘金者”，那时的荣光大抵可以想象。家里面添置了“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当大家还要冒着烈日种收稻子交公粮、以工代赈节省口粮的时候，家里已经步入了小康。在温饱在当时是普遍难题的情境下，能够不为口粮闹心，就算脱贫了。
　　
　　不过，时机再好，都敌不过造化弄人。正当父亲春风得意时，灾难突然降临——大概烤火的时候发生一氧化碳中毒，昏迷中脚被通红的煤球烧伤，庆幸得是被人及时发现，命救回来了，脚却落下了残疾。
　　
　　脚受伤了，通往村庄外面谋生的路也就断了。虽然避免了截肢，却也花光了那些年“淘金”攒下的积蓄。被灾难打得破败不堪的生活如何继续?在这片曾经让他出离的土地，是否还给他谋生计的机会？也许他颓废过，甚至绝望过。但最终，父亲选择了不放弃。
　　
　　腿脚不利索，下田、挑担肯定是不行了。于是，父亲指望着能在乡里的集市上寻找营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曾经做过修鞋匠，一针一线，都是为了让因变故而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更加稳固。可随着物质的丰富，一双鞋再也不会缝缝补补穿几年了，新与旧的替换，在生活中变得极其平常而迅速。没有人再会留恋一双破鞋，修鞋匠生存的空间遭到压缩。
　　
　　后来，父亲改行摆起了卖烟丝的小摊。几张木凳、一块门板，往街市的屋檐下一摆，就是一份营生。雪白的卷烟纸、金黄的烟丝，燃烧起来驱除烦恼和焦虑的**，而对于父亲来说，却是为了生活的灶膛能够每天冒起炊烟。
　　
　　那时候的集市，还很和谐，几乎没有管理者和底层谋生者的对立和冲突。或许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城管的职业。工商所、税务所的工作人员上午在街市游荡一圈，每个摊贩收个五毛一块的管理费，乡里乡亲的，实在没有也就拉倒，绝不会踢摊伤人，更不会暴踩人的脑袋。一切显得心安理得：摊贩们理所当然这片土地应有他们谋生的机会，管理者认为理所当然给这些底层的谋生者以包容。
　　
　　如今的街市，恐怕再也没有这么宽松的谋生环境。每个底层营生者，都显得战战兢兢。或许，并不是因为有了城管，在街市谋生的人们才变得不太平的。管理者在城镇化上的某种“洁癖”和想当然，往往容不下一个破败的小摊。以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看不到这个破烂小摊里承载的平凡生活，看不到这破烂小摊里寄托着的希望。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时候，是通往光鲜政绩路途中的拦路虎。冷血的民生态度和机械的治理方式，让熙攘温情的街市，变成了政绩与生存对抗的战场。不得不说，这是个自以为是者造成的悲剧。
　　
　　集市被美化了，路边很少摆摊的了，农家人卖些自家种的蔬菜，也必须到农贸市场里去。而农贸市场的摊位，都是出租的，无论有没有生意和利润，都得先买票，再入场。菜贩子的存在，让这些企图卖点自家农产品换点油盐钱的乡民们，没有了谋生的空间。菜贩框里虽然都是新鲜清脆的蔬菜，但亮丽的表面下，隐藏着餐桌的危机——和城市人一样，这些好看的蔬菜，不少是农药化肥催长出来的。
　　
　　集市上谋生难了，父亲回到了村庄，帮助母亲耕种那些被荒废的田地。村庄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了，很多田地都荒芜了。但留守在家，种田的老本行终究是农人的一种生计。赶上好年成，加上谷价见长，虽然顶着烈日劳作，但到了收获季节，不仅能从地里收割口粮所需，粜谷还能有笔不菲的收入。
　　
　　而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劳力的流失，在农村打零工的价钱也上升的很快。新农村、城镇化的推进，要拆老房子、修大马路，都需要人手，但在农村却几乎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村驻守的劳力，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吃香。父亲便带着母亲，在农闲的时候，去打点零工，挣些外快。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子。在乡村，父亲营生的变更，某种意义上而言，或正是农村变化的侧影。他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因为苦难而绝望，至今为止，土地也一直给他生活继续的机会土壤。因为有了土地的厚重，再苦难的生活都能孕育希望甚至开出花来。只是不知道，城镇化把农民赶上了楼，让他们悬空于土地上，脆弱的生活又该去哪里寻找坚强。

来源；雅虎心香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