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扎根乡村的三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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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农业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决定从今年起组织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农村生态开始被重视，这让扎根农村的NGO们感到兴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承载着产业资本发展甩出的代价，空心村、环境污染……未来的乡村该向何处去？社会组织在其中怎样发挥作用？8月19日，上百家NGO、企业，以及乡村发展领域学者和雅安地震灾区村民汇聚成都，召开了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尝试探索有效的乡村模式。

来自芦山震区的年轻农民骆良友用简单的话语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希望年轻人可以留在村里发展，而不是在外打工三年，孩子都不认识我长什么样子。震后驻在村里的公益组织带我们出去参观学习，很多先进地方的资源、景色都不如我们，只是这里没有被发掘出来。

这些年，NGO的乡村发展尝试项目中，可以说成功的并不很多。不断试错中累积出的经验也许就是可行的乡村发展模式。

探索1：

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进化

论坛主办方之一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很生动地解释了扶贫漏斗现象，转磨盘时，粮食放太多，漏斗就会堵住，一点点放，粮食就会不断往下漏，跟漏斗效应一样，一次撒一个豆子的扶贫往往没有留下什么改变，都漏掉了。于是在2004年，扶贫基金会开始探索几个项目放在一起的社区综合发展。

第一个点在大凉山，基金会和当地政府分别投入三四百万，包括恢复生态、传统文化保护等四类项目。但项目期结束之后，只看到了建造的基础设施，其他的还是没有变化。刘文奎说这阶段得到的教训有两个，第一是受益人参与不够，没有发挥主体作用，农民不理解文化保护、生态保护，更别说做了；第二是没有成立起一个组织持续跟进项目。

基于上次的经验教训，扶贫开始了农村合作社的探索，希望加入社区组织的手段，调动村民积极性。在汶川地震之后，扶贫用筹集的救助资金在当地做合作社，进行了股份分红、理事会选举等比较完善的制度设置，在这样的框架下操作民房重建、老年活动中心、刺绣培训以及食用菌培植等产业项目，一个500多户的村子，总投入500万。整体模式没有问题，不过其中产业项目不是很成功，反思是没有引入多个村的竞争机制，也没有利用当地有水库的资源优势。

吸取教训，再次在玉树震区的甘达村使用这个模式时，基金会在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了当地实际。当地人提出灾区重建有大量的物料要从外面运进来，村里人都能开车，可以搞货运。基金会投入了200万买车，采购过程村民全部参与。今天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显著效益，运输队总收入370万，已经分红三次，还设置了自己的办公室，并从盈利中拿出资金支持公共服务、给学生发奖学金，原来贫困的村庄不断有外流人口回乡。村庄治理结构也有了改善，合作社有了谈判机制和能力，自身抗灾能力也提高很多，2011年玉树雪灾，运输队拉了很多粮草，一头牲畜都没有损失。合作社主动性很强，他们开始学会经营，思考将来灾后重建结束了要转产，可以搞粮油批发。刘文奎说：“我相信即使以后我们不再去了，这个合作社也会持续经营下去。”

但刘文奎总结，还有缺点，缺乏整体规划，基础设施不尽合理，村庄的环境上比如垃圾分类，最初没有考虑进去，单独从经济角度出发，还是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于是扶贫基金会的下一步构想进入美丽乡村阶段——社区综合发展下的升级版，目前已经确定了雅安的一个项目点。

而在这一阶段，扶贫基金会也开始搭建平台，支持美丽乡村青年创业、资助优秀项目、购买专业组织服务。论坛结束时，在扶贫基金会的主持下，在场的NGO代表就成立乡村建设NGO联合会进行了讨论，提了不少建议和想法。这个联合会或许不久就会成立，可以看出扶贫基金会对自身的能力和实力充满自信。

探索2：

台湾经验的海南行

台湾有个桃米生态村，海南有个博学生态村。

过去四十年，台湾面临着很多与大陆现在相似的困境，工业化之后的生态和人文环境破坏。1999年台湾9·21地震，重建过程中，刚成立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廖嘉展接触到镇上的桃米社区。“镇上最贫穷的社区，这是个穷得连鬼都不敢来的地方。”廖嘉展思考，如果重建之后没有可以让年轻人留下来的产业模式的话，他们还是要离开故乡，到都市去。重建的核心应该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建立新的产品模式。在桃米这个资源并不特别丰富的地方，他找到了青蛙这个独特的元素，树立起桃米的新文化符号“青蛙共和国”，“你应该找到关键的元素，这也是对外传播的亮点。在关键的元素下面进行未来的整体塑造上，建立以它为重要组合的发展模式。”廖嘉展在分享经验时说。

改造并不容易，“农民遵循很保守、很基层的生活模式，要用社区不同的资源转化成不同的生产模式，同时弥补农业生产的不足或者过多的不必要，这样的工作很困难，这个过程中我们组织了很多学习，民宿、餐饮等方面的，融合了政府、NGO等各种方面的支持。”廖嘉展说，“十多年过去，这个小村庄现在一年有一亿三千万的收入。未来的生产可以建立在乡村资源基础上的生产，将生态和人文融入进来，把生活和生产搞成一种模式，这是美丽乡村更好的方向。”

2009年，桃米社区的历史和现状的改变让陈统奎很受触动，回到海南自己的家乡，他开始想把台湾的经验搬到海南来。陈统奎问：“制度不同行不行？”廖嘉展说：“行。”最初要回家乡时，陈统奎也没底气，对反对他的同事说：“希望你给我一点鼓励，如果每个人都给我鼓励的话，我们就可能往前走。”

博学村现在做得有声有色，社区的民宿已经投入营业。它的治理结构，类似于社区的发展协会，还不是一个法人机构，但也是经过村民一票一票选举出来的。陈统奎此前跟省市各级部门进行过沟通，说明了想把台湾的社区拿回来实验。这个社区很重要的是农民一定要组织起来，有一群人先动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农民一旦你给了他梦想的时候，战斗力是很让人惊叹的。”陈统奎说，“社区要修建一条山地自行车赛道，通过理事会带头借款，两三个月就把路修好了，然后取得政府拨款还给村民。”

但理事会现在也有不稳定的问题，碰到高速公路征地纠纷，村民的热情下跌。“现在的重心是怎么把村民的信心提上来。组织的合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陈统奎说。

探索3：

绿十字的平衡术

与基金会和乡建NGO的群众思路不同，中国乡村建设规划研究院理事长、北京绿十字发起人孙君在“一个接一个失败的教训”中摸索出的乡村项目经验是：重视主体的地位、不能过于理论化、了解中国的乡村结构，以及重视村干部、民主和相对集中结合。

“要了解环境，就先了解村长；要了解中国，就先了解村庄。”孙君说。绿十字做的汶川地震后的一个项目，前一两年都很好，第三年绿十字带了资金下去，不停地跟村民商量怎样用的问题。“最后村委会说‘你们走吧’，都是过于民主惹的祸。”

后来项目合作慢慢做得好了，孙君总结成功的要素：“有几点我认为比较重要，第一是还权与两委，第二要找到品德好的村干部，项目就成功一半。利益的平衡和公正是方法中的方法，政府要成效、农民想要实惠和利润、NGO要经验和方法，要找到这三者合作的平衡点。”2010年，绿十字在信阳郝堂村做的“郝堂茶人家”项目，政府、村干部和NGO的通力合作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孙君说：“在项目中要让村民看到希望，能否在执行前搞好人际关系很重要。”

孙君认为，政府和基金会各有优势，在项目和资金的持续性上，政府远比基金会稳定，政府的协调性也比基金会要全面，他们资源丰富、机构完整、管理与协助人员相对稳定；基金会的精神和理念比政府好，有前瞻性。两者相比，政府在制订项目时只确定目标，不关注过程；基金会是太注重过程，而丢失了目标。

（本报记者 王会贤）

观点

公益视角下的乡村社区再造



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主任

温铁军

农业一定是多样化的，而生态文明唯一的内涵就是多样性。美丽乡村，发扬乡土文明的历史文化传承，挖掘我们的乡村生存方式，把这些变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东西，这是我们大家要努力做到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

何道峰

我们做美丽乡村，一定要有公益心，也要善用市场机制。只有公益心存活不下去，只有市场机制就不是美丽乡村。我给NGO的建议是，首先要有创意、想法，然后必须要建立一个团队，整合资源，资金是最后需要考虑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团

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聚集的资金跟政府是不一样的。真正优秀的基金会是拿这个钱做社会创新性的实验，这种实验有成功也有失败，接受失败的教训然后再推进，最后能够拿得出模式来帮助政府推广。正是在这一点上，非政府组织有非常大的优势，政府没有办法做的，非政府组织有可能做成。当然他们的一份努力一定要跟另外的两方，服务方NGO和我们的对象结合。农村的农民不管只剩下20%或30%，也要努力通过合作组织的方式让他们站起来。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主任

高小贤

公益行业越来越热闹，有越来越多的标准化流程，像流水线一样，送一些这个，建一个那个。然而每个农村社区都是个性化的，它不仅需要你的理想、热情，还需要智慧跟经验。农村社区要真正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绝对要量体裁衣做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周立

现在至少有四类人群走向回乡的道路。一是告老还乡的农民工，中国有2.5到2.7亿迁徙的农民工，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人群；第二种是从乡村出来，退休以后愿意回到家乡的人；第三种是返乡大学生；第四种是城市白领，上班是白领，周末是绿领。我们要看新的形式已经出现了，返乡的浪潮之中每个人会带来相关的观念、支援，带到社区再造。


来源 :公益时报